继北京后 深圳也开始驱逐低端人口

folee2008

继北京后 深圳也开始驱逐低端人口

中国北京一间出租公寓本月18日发生火灾，夺走19条人命，其中17人是外来工。北京当局遂於20日宣布已清除消防隐忧为由，在全市启动「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连续40天大排查、大清理和大整治，扫荡北京市内违建，勒令违建租户搬迁，强行将10多万名外来工赶离住所。许多外来工在寒冬中流落街头，引起中国学界痛批践踏人员，网友也质疑，用这种方式对待「低端人口」，当局是公然违法。

根据网友提供消息，除了北京，深圳昨天也贴出公告，宣布以安全隐患为由，将在30日驱逐住户，显然也已展开驱逐低端人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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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规模驱逐行动在舆论压力下放缓执行北京多个外来劳动人口聚居的地区，连日来被当局以消除安全隐患为藉口，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驱逐行动。引起社会一片反对声音，北京当局在舆情压力下。部份地方将清拆限期暂缓执行。

11月26日，北京大兴区新建村满目疮痍，一大片废墟。新建村在11月18日发生大火后，当局展开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行动。（现场人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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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北京大兴区新建村满目疮痍，一大片废墟。新建村在11月18日发生大火后，当局展开大规模驱赶“低端人口”行动。（现场人士提供）

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原定周一(27日)撤离，并停水停电，当局暂缓措施，延至12月1日撤离。（维权人士提供/拍摄日期不详）

北京多个外来劳动人口聚居的地区，连日来被当局以消除安全隐患为藉口，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驱逐行动。引起社会一片反对声音，北京当局在舆情压力下。部份地方将清拆限期暂缓执行。（海蓝报道）

北京大兴区本月中一场公寓大火，造成19人死亡后，当时即以消除安全隐患为由，驱逐所谓“低端人口”。两日内，估计有10多万人被逼离开家园。

北京当局的驱赶行动引起争议，除短时间内被逼搬走外，还要断水断电。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所有出租土地上的公寓，早前接获当局紧急通知，必须周一（27日）全部撤离，当晚停水停电，但朝阳区政府突然放缓行动。

金盏乡一名居民对本台表示，周一晚上，当局再贴出通知，可以延迟至周五（1日）撤离，没有停水电。通告又修正受影响的范围，表示主要清理皮村南边的非宅基地的住宅及出租公寓，宅基地的住宅不用撤走，但他不清楚会否再变更措施。不过，驱赶行动最严重仍然是大兴区。

居民说︰昨天晚上贴了通知，他现在已经延迟到12月1日。他是分两部份，他主要清退的是非宅基地上面的（房屋）。

北京当局措施不一致，位于通州区的宋庄却要紧急撤离。宋庄艺术家蓝京华指，宋庄到处贴了不少撤离通告，其中两栋人口密集的公寓周日（26日）收到通知，翌日便要全部搬清，有些是即日通知搬走，那些建筑物比较简陋，宋庄所有人包括他都担心要撤离。

蓝京华说︰就是一些公寓楼收到27日前，必须要把东西搬走，不能住在那里。现在宋庄也有这个情况，已经开始拆了，有一、两栋公寓已把人清出来。暂时未有大规模，还是小规模。

离火灾地点颇远的大兴区狼垡村，周一展开驱赶行动，当天停水停电。曾到场了解的刘先生指，该条村满布公寓、农民出租房及工厂、饭馆，但大兴区整治严厉，村内的工厂亦要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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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说︰有开饭馆、有住在公寓的外地人，那些人被赶走。也有包括工厂的，有一个说他们不达标就给他赶走。

连日来，社会舆论对事件哗然，大陆网民称之为“北京排华事件”。北京官方随即展开补救行动，为事件降温。除组织招聘活动之外，官员否认驱赶“低端人口”。官媒《环球时报》周二（28日）社评以“北京巿重视公众意见值得欢迎”为题，罕有地称在舆论反弹下清理工作已见改进，并指民间的意见受到了重视。

此外，《北京日报》亦指，巿委书记蔡奇三次到大兴区西红门镇，强调要有人文关怀、要讲究方法，并要求政府主动帮助企业妥善安置工人，人社部门可组织企业到西红门举办招聘会。

北京大兴区新建二村11月18日发生大火造成死伤后，当局以“安全隠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为理由，展开为期40天的大规模清理行动，包括大火地点大兴区，其馀海淀区及通州，在零下5度的寒冬下，驱赶大兴区约10万名低收入的外来劳动人口。数百名大陆知识份子及劳工界人士分别在网上发公开信给中央，呼吁停止驱赶，此举违反人权。

此外，清理“低端人口”似蔓延至广东。《南方都巿报》指，入冬以来火灾形势严峻，广州要开展分租房屋及“多合一”场所专项整治行动，并指近期发生火灾都在城中村及“三合一”场所等。深圳龙华区褔城街道执法队周一亦以消防隠患为由，发通告指，租住房屋人士要在周四（30日）前退租搬离。

浙江宁波周日发生爆炸，翌日亦宣布“大排查大整治”，并指明出租房屋是检查重点。

folee2008

大拆遷令城市不可持續，台北如何留住「看起來醜」的聚落？
北京排除「低端人口」引發爭議，90年代的台北，也曾因市府強力清拆「最貧窮聚落」康樂里，而引發激烈抗爭。二十年前的老課題，有一部分竟輾轉遺留至今，再度考驗市府與市民對城市未來的抉擇...

寶藏巖位於台灣台北市中正區西南端小觀音山南側的一個依山而造的違建集合而成的小鄰里社區，雖然不大，總面積只有3.97公頃。但擁有傍水山坡之戰後違建眷村等等人文特殊景觀。 攝：林佳禾

編按：90年代的台北，曾有一個這樣的城市故事。1996年，國際巨星麥可傑可森（Michael Jackson）來台北開演唱會，下榻市中心的酒店。他從豪華的總統套房看出去，卻看見一片低矮雜亂的房子。
「這個地方是什麼？」麥克問。

「一個違建社區。」

「看起來好醜。」

國際巨星的隨口一問，令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覺得十分丟臉，他在1996年接受《聯合報》專訪如是說：「每想起國際巨星麥可傑克森住在晶華（酒店）樓上，從窗戶一看，就看到臺北市竟有這種貧民窟，常覺得無地自容。」

自覺無地自容的市長，開始強力推動拆遷整建計畫，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的都市社會運動，也影響了台北市另一個山坡上「違建」聚落的命運。

這個社區是康樂里，如今已不復存在；山坡上的「違建」名為寶藏巖，現在是座吸引許多觀光客慕名前來的國際藝術村。

本文作者劉可強為建築師、台大城鄉所退休教授，長期參與康樂里、寶藏巖兩個聚落的保存與居民安置工作，為2012年台北市文化獎得主。在北京市強力排除「低端人口」的冬天，我們請他回顧這段自「康樂里到寶藏巖」的台北都市運動史。看看台北城如何迂迴前進，為那些「看起來醜」的城市聚落找到「大拆遷」之外的出路，在寶藏巖聚落得到部分保存後，又必須面對怎樣的挑戰？

康樂里
康樂里為台北市現第十四、十五號公園所在地，位於林森北路與南京東路的交界。1945年前，此地為日本公墓，1949年國民黨戰敗後，自山東和江蘇等地撤退的士兵及家屬來到台北，在無住所、無工作的情況下，在此地搭起簡陋房屋，甚至使用日人墓碑為建材，後來慢慢加入其它地區來的移民，形成上千人的非正式住宅聚落。拆遷前夕，此地居住約三千多人，超過三分之一為老兵、殘障者、臨時工、低收入戶和貧困家庭。雖經濟狀況不佳，但在1979年台灣與美國斷交後發起的「捐機報國」運動中，卻是台北市捐款金額最高的里。 1956年，台北市依照日據時代的城市規劃將此劃定為公園用地，但一直未能實施。1995年，陳水扁就任台北市長後繼續維持公園計劃，原承諾先建後拆，妥善處理拆遷戶的補償和安置，後在1997年3月執行清拆。清拆前夕，76歲社區居民、老兵翟所祥在屋內上吊自盡；清拆當天，社區多處起火，在消防車、救護車開道下，清拆工作順利完成。
康樂里位於熱鬧的城市中心，卻可說是城市裡最貧窮的社區。在我回憶中，有一個畫面，至今難忘：我走進村裡一個老兵家裡，他客廳沙發的旁邊，是一個日本人墓碑，他就把茶杯放在墓碑上，當茶几用，就這樣跟我聊天。這就是這座城市的居住史，新來的移民與日本居民的墓碑，並存在同一個空間裡。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想要拆除這樣的一個地方？一方面，是因為來自「國際」的壓力。國際巨星麥可傑可森在那一年來台北開演唱，住在康樂里旁邊的晶華酒店，從酒店的總統套房看下去，剛好正對著康樂里，社區房子看起來就很貧窮、雜亂，麥可問「這個地方是什麼？」接待他的人回答，這是一個違建社區，據說麥可就隨口說了一句，「看起來好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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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也就是這樣一句話，傳到市政府耳裡，讓陳水扁覺得非常丟臉，當時正是他剛上任市長、很想展現執政魄力的時候，就動手開始想把康樂里剷除，台大城鄉所得到這個消息以後，便展開抗爭。回憶起來，當年的抗爭，是當年城鄉所全體投入的一個運動，師生不分派系、不分左右、不分進步與保守立場，都一起動員投入，大家都不希望政府強制拆遷，可是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背後的原因很多，很難歸結為單一原因。首先，這個地方位於台北市中心，地價很高，康樂里的貧民社區形象影響城市觀瞻，所以政府想拆除的力道是很強的，不容易擋住。我們當時想，就算拆遷擋不住，也要為居民爭取「先安置、後拆遷」，但也並不成功。

不成功的原因，因為當年都沒有經驗，無論是城鄉所，還是當時在北市府做官的張景森，大家對安置的經驗都不夠。張景森曾經試圖找一些周邊的國民住宅來安置這些居民，他找到了一些空房，帶城鄉所的老師們去看，我覺得這樣談不對，就沒有去看，認為應該繼續抗爭。後來回想，許多老師一起去看，其實是有點上當了，看完以後，反對運動的力道跟聲音就減弱了。

為何我反對張景森找出零碎的閒置國宅安置居民？因為這個方案，只把人當成數字。當然他有去整合這些資源，找出某某國宅有20間空屋，所以可以放進20個，那邊有50間空屋，就放50個。這樣的思維是，我今天只需要把這些居民數字都消化掉，就解決了他的問題。但每個居民要被安置在哪裡？與他熟識的鄰居又要被安置那裏？他們有得選擇嗎？沒有。只能很制式地按照每個人的年齡、健康程度這些數字去做分配，還是沒有把這些人當成完整的人來看待。

我當時甚至認為，在公園預定地裡，畫一塊區域，蓋起高樓，就地安置，都比把人四散分配到國宅更好，起碼可以讓居民彼此的人際關係、支持網絡不要破碎掉，但也被當年的台北市政府拒絕了。如果是以今天台灣的社會條件，說不定這樣的安置方案就能談得成，但以當年的狀況，比較沒有條件談這件事。

希望把關鍵的空間與地景保存下來，變成一個戶外博物館，呈現台北居住歷史，讓這個城市看見，這些所謂的「違建」，其實緩解了城市底層的居住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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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天晚上，不只是城鄉所師生總動員，社會上也關注這個議題，是有群眾支持這個議題的，但也沒用，當天晚上發生了好幾次火災，拆遷的車子跟著消防車、救護車一起進來，就拆了。我本來還想努力作一件事，就是雖然無法擋下拆遷，但希望這些違建的歷史，能在後來的十四、十五號公園裡面被展示。我有透過當時擔任北市府景觀顧問的華昌齡告訴張景森，希望把關鍵的空間與地景保存下來，變成一個戶外博物館，呈現台北居住歷史，讓這個城市看見，這些所謂的「違建」，其實緩解了城市底層的居住需求。

這個意見，一樣也沒有被採納。

康樂里位於台北的城市中心，卻可說是城市裡最貧窮的社區。於1997年遭拆遷變成現在的十四、十五號公園。圖為當年康樂里的生活畫面。攝：吳金鏞
康樂里拆遷的隔年（1998年），馬英九當選台北市長。因為他曾經來過康樂里的晚會，了解康樂里的故事，所以他知道強制拆遷的嚴重性，或許他也怕怕的，不希望康樂里的事情重演，到了寶藏巖的時候，馬英九就承諾說，他會做到先完善安置、再開始拆遷。但只做到這樣是不夠的，後來民間團體開始呼籲，要保存寶藏巖聚落。

寶藏巖
寶藏巖聚落位於台北市水源路南側、新店溪畔的山坡上，是一批在1970間開始發展的違建聚落，與康樂里情形十分類似，為一非正式營造的眷村。1993年，台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曾公告拆遷，計劃闢為公園。但因1997年發生康樂里抗爭事件，台北市政府開始嘗試進行聚落保存方案，使寶藏巖成為台灣史上第一個被依法指定為「歷史聚落」的「違建」社區。
一開始，大家都覺得，如果房子能留住就很好了，不太敢主張要讓居民留下，如果可以變成一個戶外博物館，去展示戰後城市居住問題歷史就好了。但我是認為，把人趕走，把房子留下來，這是說不過去的，希望可以找到一個方法，把人也留下來。

在這過程當中，文化局長龍應台也曾經來到寶藏巖。她當年提出了一個想像，是把寶藏巖的房子全部漆成白色、改造得像希臘小島一樣，把這裡做成貧窮藝術村等等。這一句話丟出來之後，居民是不太高興，覺得妳就只是把我當窮人來展示？好像我們永遠都是窮人？這居民感覺不太好。龍應台自己也沒解釋清楚她的本意，在當時引起了一些批評。

但從城市的立場來說，龍應台將寶藏巖打造成一種文化符號，我不認為都完全是負面的，也有正面的效果。這讓寶藏巖在台北市有一定的知名度，增加了台北市的城市多元性，讓台北的城市地景不只有東區的高樓大廈，也有弱勢居民的生活空間，這對台北的城市文化，是有一定的貢獻。

寶藏巖的問題從龍應台時代開始談，一直到廖咸浩時代才達成的協議，市政府答應，讓一部分的居民可以留在原地。這是一種妥協，一部分的人可以留在原地，就代表另一部分的人無法留在原地。另外一個妥協的地方是，市政府堅持河川行水區不能有房子、不能讓聚落有房子低於兩百年防洪標準，下面那排四十幾棟房子，還是必須全部拆掉。

河川行水區這排房子，當初我們沒有保住，因為市政府說，如果我們不同意行水區這排房子的拆除計畫，市府就不會同意整個聚落的保存計畫。我們為了讓這個事情可行，我們妥協了。行水區裡面有一個居民，後來被搬到高樓裡面，心情很鬱悶，後來就過世了。他離開了三天，遺體發出味道，才被發現，但在寶藏巖，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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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明了社會連帶的重要性。其實寶藏巖在外人看來條件不是很好，每年都會淹水，蚊蟲滋生。但這對居民來說，這都不是重點。他們想留在原地的重點，是因為一個人生活在城市裡，他的舒適度、安全性與社會性，與他的鄰里關係息息相關，他是否可以跟鄰居互相照顧，讓自己生活變得更安全？或者他是否可以自由出入這個房子？這很重要。當年的寶藏巖，居民養雞鴨、小孩跑來跑去，各省籍的老兵一起聊天、煮飯、下棋，是一個非正式的眷村，當中人與人之間互相支持、照顧的模式，才是居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有外面的人覺得寶藏巖地形高高低低，對老人家很吃力，是不是住到有電梯的大樓比較好？可是老人家自己不是這樣想的。他覺得他在這裡開門就可以走到戶外、見到鄰居，他想改變他房子的設計、採光、通風，他自己動手就可以改，但在國宅裡，這些條件通通都沒有，他覺得不自由。
為了大火拆遷社區這種事情，是說不過去的。
有人也擔心，類似這樣的社區，房子都很緊密，失火怎麼辦？但是，一個社區人際關係越緊密，他就越不會發生（失火）這樣的事情。可能難免會有小火，例如老人家爐子上煮東西，不小心把鍋子燒焦了，但鄰居很快就會聞到異味，反正大家門也不會上鎖，開了進去就把火關了，反而不會有大火。康樂里一直到拆遷前一天晚上，才反常出現很多場大火。相較之下，公寓大樓裡面，你跟鄰居也不熟悉、門也上鎖，這是最容易出狀況的。為了大火拆遷社區這種事情，是說不過去的。

當年的各種妥協，為寶藏巖留下了一些後遺症。最大的後遺症，就是沒辦法讓「非寶藏巖」的弱勢住民再住進來。因為藝術村有經費，活動的空間不斷擴大，已經慢慢讓居民活動的力道越來越弱，我們只能盡量協調、降低藝術村的比例，但居民還是有一種被困住的感覺。如果住民人數沒有辦法再增加，這裡就會變成一個完全的藝術村，失去它當初保存很重要的精神，就是為單身、低收入、老年的市民，留下一個居住的空間。

我們當時跟社會局談了很久，甚至還初步做了調查，找出台北市有多少這樣的老年低收入戶，建議社會局是可以讓他們搬進來的。但這在社會局現有的業務範圍之外，我感覺他們不是非常想管這件事，歷任的市政府就是拖，拖過了任期就沒事了，比較是這樣的態度。

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成立於2010年10月2日， 自此吸引不少旅客前往觀光。圖片來源：寶藏巖國際藝術村 Facebook Page
拖到現在，產生了一個最迫切的問題：居民與台北市政府的租約到期後，居民是否還可以繼續住？台北市政府要不要與他們繼續簽約？現有的居民如果凋零了，家屬還能不能繼續住？當初，讓居民留在原地，是讓居民簽了一個12年的租約，大概政府預估居民平均年齡也大了，或許12年就要凋零，就可以全面搞藝術村。眼看2022年這個租約就要到期，這是台北市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

柯文哲團隊的態度，考驗台北市能不能在現有的基礎上更進步，成為一個更好的城市，或者就功虧一簣，讓台北過去幾十年來的努力，又回到原點。

folee2008

我是認為，現在應該還是要持續地讓新的居民住進來，讓它成為一個社會住宅，如果不行，那寶藏巖有很大一部分的意義會消失。到目前為止，社會局還沒有明確的態度，柯文哲看來也沒有特別的想法，情勢看不到太多突破。柯文哲團隊的態度，考驗台北市能不能在現有的基礎上更進步，成為一個更好的城市，或者就功虧一簣，讓台北過去幾十年來的努力，又回到原點。

當然，政府的介入，一定會對原來居民自給自足的生活模式帶來改變。對於那些老人家來說，我自己親手蓋的房子，本來不用繳錢，現在還要每個月繳租金給政府，很多人是覺得很搞不懂。但，如果政府不介入，除非政府可以永遠放手不管、不去拆遷，這樣其實也是不錯，如果政府真的可以做到「不管」的話。但現在是政府不太可能不管，它會去被劃為公園預定地、就會啟動拆遷程序，寶藏巖縱使有很多妥協，起碼還保留了一部分的居民可以住在原地，當初康樂里的人，現在四散到何方呢？其實是很難去追蹤的事情了。

窮人並不是城市的負擔，反而是他們在負擔城市，他們構成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城市對他很重要，他對城市也很重要。

城市之所以為一個城市，是因為它有各式各樣的人。有很有錢的人、也有不是那麼有錢的人，這些沒有錢的人，對城市來說是很重要的，窮人並不是城市的負擔，反而是他們在負擔城市，他們構成城市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們在城市中努力工作，希望有一天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城市對他很重要，他對城市也很重要。如果把這個群體都趕走，城市也失去它的多元性了。

城市的多元性，是城市運作的必要條件，努力留住這些不是很有錢的人，不只是理想，也是一種務實。這些本來在工廠、公司上班的勞動者，在退休以後，繼續去當公寓大廈管理員、餐館裡的服務員、醫院裡面的清潔員，你如果把這些人都趕走，城市還能運作嗎？這些人的貢獻，是很大的，難道城市能不給他們居住的地方嗎？如果把這些人越趕越遠，讓他們通勤很久才能進城工作，這個社會成本該有多高？

北京今天的作法，會讓自己成為一個不可持續的城市，空氣、水、勞動者處境都越來越惡化。北京這些老舊的社區，或許社區互助的意識也比較薄弱，這也是一個問題，比台北更難處理，只能慢慢、小規模地解決城市發展問題，很困難，但必須去做。就像台北市政府，當前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去面對2022年租約期限的問題一樣，為了讓城市持續進步，這樣的課題，再困難我們都必須面對。

無論如何，大動作拆遷是一定不能解決問題的。

simonho2018

返老家

folee2008

梁啟智：64年前港英建公屋安置災民，為何北京難作參考

1950年代，石硤尾大火令數以萬計居民無家可歸。港英政府首先在附近興建兩層高的平房安置災民，然後再興建一系列29棟六至七層高的徒置大廈，成為了今天的石硤尾邨。圖為1965年香港公共屋邨面貌。 攝：Richard Harrington/Three Lions/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在歷史洪流面前，數以百萬計的社會底下層為了存活湧進城市。面對居住空間的不足，他們絕大多數都要在城市邊緣的違章建築中寄居，拼命工作希望下一代可以過得更好。一場無情的大火，揭露他們所住之處有嚴重的安全隱患。政府面前有一個十字路口：要驅趕，還是要安置？
我說的是港英政府，時間是1953年。當時，港英政府面對的是過百萬因為國共內戰逃到香港的難民，他們就在山邊搭起木棚過活。一場大火把位於石硤尾的木屋區移平，數以萬計居民無家可歸。港英政府首先在附近興建兩層高的平房安置災民，然後再興建一系列29棟六至七層高的徙置大廈，成為了今天的石硤尾邨。自此，公營房屋逐漸成為香港房屋政策的重點，建設標準也越來越先進，如從共用廁所發展成獨立廚廁。至今，有330萬港人居於資助房屋當中，佔全港人口四成半，每個新發展區首先入伙的都是公共屋邨，是維港以外的香港城市奇觀。
世事往往以驚人相似的模式出現。近日北京政府大規模驅逐居於城市邊緣的外來打工者，據稱和早前於順義區李橋鎮和大興區新建二村發生的大火有關。政府人員通過斷水斷電等的粗暴方式，迫令這些外來打工者在極短時間內遷離居所，在寒風下沒有任何救濟或過渡措施。要到了事情鬧得網上民情洶湧，當地政府才開始推出緊急安排。為什麼64年前的港英政府會選擇安置災民，今天的北京政府卻選擇驅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