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何方．

folee2008

家在何方．

警棍盾牌下　清拆戶流落收容中心中轉屋尋安穩

一年前拜訪徐偉志，正好傳出石籬中轉屋清拆的消息。還記得當時訪問的尾段，他提到太太曾連番追問往後的打算，他只輕輕擠出一道苦笑說：「報學校、幾時拆……她所問的事，我統統都不知道。」一年過去，大女兒正讀小學，小女兒也預備上幼稚園，徐偉志以為可暫喘一口氣時，卻再度傳出清拆。
與一年前有別，這次的消息並非「只聞樓梯響」——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主席黃遠輝今年8月提到，石籬中轉屋只能保存至2022年，居民可遷至屯門寶田中轉屋。雖然徐偉志一家前路總算明朗起來，但拆除市區唯一的中轉屋，將居民遷入新界，是否就能解決問題？徐偉志四年前因政府清拆寮屋，輾轉來到石籬；如今他再次面對同樣的處境，彷彿多年來只是在原地打轉。
(此為【清拆戶逃離記】系列之一)


徐偉志於石籬中轉屋住了四年，雖然居於過渡性房屋，但他早已視這裡為家。

走進石籬邨，一棟棟橙橙綠綠的公屋之間，兩座灰白色的長形公屋更為顯眼。下車後途經石安樓、石泰樓，每棟公屋都「有名有姓」，唯獨這兩座僅以數字為名——凡此種種像是提醒我們，這兩座舊物與周邊格格不入。50多年樓齡的石籬邨10座及11座，自1996年改為中轉屋用途。在其他人眼中，它們早就應改建為公屋；但包括徐偉志在內的578個住戶卻視這裏為救命索。33歲的徐偉志一家四口於中轉屋居住了近四年，房子沒有任何裝潢，帶有裂紋的牆身仍然是石灰白色；層架上有玩具、雜物，還放有不少女兒的相片；家裏最多的是四桶膠櫃，放滿兩個女兒的雜物。環境雖然殘舊，徐偉志依然打理得井井有條，只因眼前這一切皆得來不易。
『其實萬五蚊都幾好使呀，你慳啲都可以租到出面』社會福利署回覆徐偉志的求助時說
面對清拆 求助無援徐偉志入住中轉屋前，與太太在城門水塘附近的寮屋居住。然而，已獲登記的寮屋仍屬非法建築物，難道沒有想過隨時會被政府清拆嗎？徐偉志輕嘆了一聲。他說：「要住在那邊是沒得選擇，我們根本難以負擔市值租金。」他在荃灣梨木樹邨長大，婚後為了方便照顧長期病患的父母，希望在同區租住劏房；但100多呎單位的月租達3,900元，而400多呎的寮屋月租只需2,000多元。他衡量過開支後，決定於寮屋居住。徐偉志所住的寮屋由鐵皮搭成，每日要走半小時山路才能到車站，蛇蟲鼠蟻更是家中常客。家裏環境欠佳，但至少與鄰居關係緊密，互相照應，對當時的他來說不失為一個安身之所。但一張告示的出現，令徐偉志變得像在海裏的浮木，前進後退只能隨波逐流，不由自主。2013年6月27日，地政署於城門水塘一帶的寮屋貼出通告，指該處是非法建築物，23戶寮屋居民須於一個月後搬走。家園面臨清拆，但政府從未派員講解安置程序或提供協助，徐偉志及鄰居當下唯有自救。他曾致電給社會福利署，希望能延長清拆期，好讓他們有足夠時間另覓新屋，但職員的回覆至今仍教他氣憤難平。「他問我『搵幾錢一個月』，我話『萬五蚊』，他說三人家庭收入要一萬蚊左右，才可以幫到你。我問『點解要咁做？』，他解釋說『這樣才可以幫你申請綜援』。」徐偉志無奈地笑了一聲，續說：「他還說『其實萬五蚊都幾好使呀，你慳啲都可以租到出面』。那次之後，我不會再找社會福利署的人幫手。」社會福利署、區議員的回覆毫無幫助，徐偉志與街坊只能自己四出打聽消息，「有街坊的朋友住天台屋，他說清拆之後可入住中轉屋；但我發現並非一定有得住，所以都是沒有結果。


一年前到訪徐偉志家中，當時家裡雜物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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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暴徒的居民

清拆當日，20多個防暴警察手持盾牌下車，他們一邊用棍敲打着盾牌，一邊衝進各人家中，地政署及房屋署職員隨後到屋內登記人口。徐偉志當時嚇至目瞪口呆，因為他從未想過搬遷會遭遇如此下場。「沒有任何人交代過情況，只叫我們執走貴重物品，不能夠太多。」幾件衣物、女兒的日用品，一家三口的家當全都放進紅白藍膠袋。有街坊試圖向職員弄清楚狀況，但遭防暴警察大聲吆喝，「有人會同你交代㗎啦！你問咩啫？」亦有街坊耳語，商量到底要不要「賴死唔走」，但徐偉志着他們看看防暴警察的裝備，低聲地說：「你諗吓打一棍幾傷，執嘢啦。」

在得悉清拆期後的一個月內，街坊開過多次會議商討對策，但缺乏帶領下，很多議題均無疾而終。最後，他們唯有順應政府的安排，走上押送犯人的「豬籠車」，抵達屯門寶田收容中心。

由通知、清拆到送往收容中心，徐偉志在每個階段都希望得到清晰的資訊，好讓他能夠有時間尋找新家，安排返工返學的地點，可是他們從頭到尾也活像一頭頭送往屠宰場的牲口，不斷有人趕着趕着，但從來不知道要趕去哪兒。

現時徐偉志把居所打理得井井有條，他說女兒長大後雜物反而較少。

房署卸責 社署「食花生」

中轉房屋政策規定，住戶須於臨時收容中心入住三個月及通過「無家可歸評審」，並證明符合公屋申請資格，房屋署才會安排他們入住新界中轉房屋。徐偉志至今仍然記得，當天步出「豬籠車」後，第一次看到收容中心的感覺。「整個人呆了幾秒，心想：『劏房都冇咁差喎。』」寶田收容中心位於寶田邨地下，分為男、女及家庭三種宿位。通道兩旁放有多張碌架床，床板有些發霉、彎曲，徐偉志只是鋪了一條毛巾便睡，女兒每晚則要媽媽抱着入睡。房間只得風扇，分隔床位的木板卻不及頂，能輕易聽到隔籬床位的對話。「第一晚瞓唔着，其實是連續幾晚都瞓唔到，個腦不停諗之後會點，去到第四晚終於太累才瞓到。」

在收容中心暫住期間，徐偉志於青衣工作，每天他要花上一個多小時坐車，車費是以往的一倍。交通成本倍增，徐偉志唯有放工後再到梨木樹的父母家吃晚飯，節省開支。每天來往寶田、青衣、梨木樹，教徐偉志心力交瘁的，並非只是生活成本增加，而是他對三個月後的生活一無所知。

「房屋署與社署互相推卸責任。我們要求社署社工介入，房署才能開case（檔案），但社署職員說要房署轉介個案，他們才能開case（檔案），成件事都九唔搭八。」

石籬中轉屋居民徐偉志

曾居於屯門寶田收容中心，徐偉志發現能在熟悉地方生活對情緒影響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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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現時的政策規定，只有符合資格的申請者，才會被安排入住新界中轉房屋，而市區的則需要經過社會福利署轉介，「情緒負擔好重，因為當時未知有冇得住石籬，這已經影響到整個生活——女兒報幼稚園交不交留位費？我又要不要轉工呢？自己會不斷諗，而老婆、父母、街坊又會不斷問你點算，壓力就會更加大。」

徐偉志的社交圈子主要在荃灣、葵青區，當時的立法會議員梁耀宗及社工協助他們跟房屋署磋商，申請入住石籬中轉屋，然而這又是一場漫長的苦戰。「房屋署與社署互相推卸責任。我們要求社署社工介入，房署才能開case（檔案），但社署職員說要房署轉介個案，他們才能開case（檔案），成件事都九唔搭八。」單是開檔案，徐偉志與兩個部門拉鋸了三個月，最終才獲約見房屋署的高級經理，完成申請的首個程序。「社署由頭到尾都覺得唔關自己事，喺度食花生睇戲。」

不被重視的聲音

社署開檔案後，接下來還得遞交文件、家訪，徐偉志說之後的程序尚算順利；等待了一個多月，就能入住石籬。他感嘆：「搬番來石籬我終於知道，原來一個熟悉的環境，對情緒、生活係咁大影響，個心會安定好多，安居之所就係咁解。」可是，這份安定隨着黃遠輝透露石籬中轉屋只能保存至2022年，意味他們有機會再搬回屯門寶田中轉屋而消散。於徐偉志而言，這並非僅僅由石籬搬家至屯門，而是再要經歷一次四年前的無助。「政府開會或者有任何消息，居民都是不能參與，我們也是看報紙才知道會拆。」跟當年清拆寮屋的情況一樣，居民往往處於被動的位置，徐偉志的聲音沒人聽到。「政府說市區中轉屋沒有價值，但我們住在這裏，已經是它的價值；我們並非要上公屋或再起中轉屋，但市區會否有舊空置單位作過渡房屋？」

訪問到尾聲，徐偉志的兩個女兒放學回來，家中頓時被一陣歡笑嬉鬧聲掩蓋；他也不再苦笑，終於露出歡悅的笑容，跟女兒逗着玩。「看着她們，讓我想起有位街坊的爸爸，十幾年前因為家裏有事，也暫住過這裏；我在想如果兩個女將來屋企有什麼意外，這裏拆掉後，真係可能冇得住或者生活得好辛苦——這也是我為何仍要爭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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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竊拆燈仍留守　 工廈住客望能有真正體恤安置

偷竊拆燈仍留守　 工廈住客望能有真正體恤安置

• 步出葵涌致華工廈13樓，已關門的香料廠仍傳出陣陣鹹香，旁邊的貿易公司早已關上閘門。一直往前走，七嘴八舌的議論聲音愈趨清晰，當中夾雜着小女孩清脆笑聲。這是清拆令後的第79個晚上，餘下六戶街坊與社工洪一蘭正商討下一步行動。當下，他們坐在同一條走廊，牆上白紙卻標示着各人不同的去向——黎先生（睇樓）；余小姐（搬）；X生（未定）……還有六個從缺的名字，代表早已遷往別的工廈去。
• 中轉屋政策彷彿只是影響當中的居民，但連帶的後果卻有如骨牌——工廈劏房被清拆後，本地的安置措施能保護居民嗎？仍在致華工廈的街坊，有人看到曙光；有人仍為去向躊躇；有人以為離開了，原來只是在漩渦裏打轉。
• (此為周報【清拆戶逃離記】系列之二)
• 攝影：吳鍾坤

黎先生的附近的住戶已陸續搬離，現在只剩兩戶住客。

漂泊十年的人：黑暗過後找到落腳處

65歲的黎先生是個貓奴。80呎的密封房間內，放有一張梳化床、風扇、數個膠櫃桶以及一個貓袋和糧食碟。但綜觀全間房子，都看不見貓兒的蹤影。他淡淡地說：「上月隔籬房發生了一場小火，我當時不在家；回家站在門口時已有心理準備執番條屍，但怎料牠原來伏在橫樑竟然沒事；自此就把牠送回給朋友了。」

火災是意外，還是人為？黎先生不敢猜想。當日晚上大約10時起火，黎先生在大廈樓下看見一班街坊，聽說濃煙由他的住所附近湧出來，「如果當時我早了回家，應該吃了藥睡覺，咁就Bye Bye啦，不用煩搵屋的事了。」黎先生自嘲。

致華12戶住客主要分為兩邊，黎先生附近的街坊早已陸續搬走，只剩下他與另一名住戶，環境較為冷清。當業主發出清拆令後，常自稱是業主子女的一對男女經常上來叫囂，主要騷擾黎先生那邊的住戶。「有次個男人拆走廊燈，一邊拆一邊罵：『仆死你班友』。當時我在房間說：『你望我好仆倒，仆倒慢慢同你計數。』」

業主騷擾  街坊精神緊張

由拆走廊燈、熱水爐以及平台上的廚房，業主自清拆令發出後就有很多「小動作」。洪一蘭說現時致華街坊正處於尷尬位置，業主想逼班街坊自行搬走：「根據以往的情況，屋宇署會發出最後的封閉令，以及業主委託律師頒令收回單位。對房屋署來說，這才證明到街坊無家可歸，繼而啟動安置程序，即入住收容中心，再申請上中轉屋。致華現在處於中間位，這就足以反映安置政策上的漏洞。」現時政府還未發出封閉令，業主亦無意從法律途徑收回單位，這意味街坊既未能安排安置，同時要抵受業主不斷騷擾。「由清拆到封閉令，屋宇署並沒有一個確實時間，所以大家都係等同埋拖。」

業主於5月通知街坊要清拆之後，黎先生深感徬徨無助，亦開始胡思亂想，常常覺得業主會加害他們，於是去看精神科求助。「主要係瞓唔到，精神好緊張，醫生開了安眠藥給我，所以（火警）當晚在家的話就係咁先啦。」火警過後，黎先生晚上不敢再回到致華睡覺。他現在大清早會到海灘游泳，然後下午到圖書館、茶餐廳流連，吃個晚飯後便會到朋友家暫住。

我們只是一個開始，相信（同樣情況）陸續有嚟。因為政府要取締工廈劏房，但原來沒有一套完善的安置，你叫他們瞓邊？

致華工廈住戶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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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場十年的遊蕩生活

到處遊蕩的生活對於黎先生來說並不陌生，只因過去十年以來，致華是他首個固定的家——未搬進致華前，黎先生獨個兒在機場「借宿」了十年。他曾任職公務員，退休後原本有一份豐厚的退休金；但因家境變故全數盡失，更因此離開了家人，開始在機場投宿的日子。黎先生個子甚高，他戴着眼鏡，時常撐着拐杖。他說有扶手的長凳較舒服，好讓他伸直身子睡覺。

當年黎先生視機場為睡房與打工的地方。他日間在廁所、大堂做清潔，夜晚則睡在長凳上。直到兩年前，他發現雙腳出現痛症，醫生說不能再做粗重工作；加上他剛滿65歲，每月可領生果金及公務員的退休金，總共有5,000多元。有固定收入後，經朋友介紹就租住了致華工廈。「我有固定地址就可申請公屋，初時想住到上樓，點知就要拆。」可是，入住工廈潛藏危險，加上是違法建築，當時沒有考慮嗎？「危險不是首要問題，最重要係能否負擔租金。雖然這裏並不是人住的地方，但起碼有張床。」

死跟程序的房屋署

清拆令發出後，黎先生附近的街坊陸續遷離，但他仍然留守與街坊開會，希望透過自身經歷向公眾反映制度的僵化。「街坊從來沒要求業主賠償，我們只是希望有個安穩的家，中轉屋也好點都好；但房屋署一味死跟程序，說『執達吏嚟先安排你去臨時收容中心囉』。你要知道，我們只是一個開始，相信（同樣情況）陸續有嚟。因為政府要取締工廈劏房，但原來沒有一套完善的安置，你叫他們瞓邊？」

黎先生是六戶中較為幸運的一員，他在社工的協助下，成功申請「體恤安置」獲配公屋單位，並於9月下旬睇樓，結束了十多年來的飄流生活。洪一蘭解釋，「體恤安置」並非針對工廈劏房戶而設，而是為有特殊需要或年老傷殘的人士解決住屋困難，「這個審查制度並不透明，按過往的經驗是根據經濟、家庭背景及醫療因素去審批，所以普遍劏房戶家庭未去到極端的情況，都難以透過『體恤安置』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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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家庭提心吊膽再租非法工廈：根本無處容身

• 黎先生漸見曙光，而余小敏一家三口的前路卻晦暗未明。48歲的余小敏患有高血壓、肝酵素過高，要定期覆診食藥；縱然身體狀況欠佳，加上清拆引起的惱人問題，她仍不時掛着笑臉，與三歲的女兒彤彤逗着玩。
• (此為周報【清拆戶逃離記】系列之三)
• 攝影：吳鍾坤

逃不掉的人：政策將會令我隱形

彤彤是這裏的「友誼小姐」，圓滾滾的眼睛經常瞇成一彎新月，逗人發笑。她每天踩着粉紅色的三輪車在走廊來來往往，看見人就從車頭的籃子遞上一串「萄葡」，要你假裝吃過後，她才露出滿意的笑容。余小敏每天看着精靈逗趣的女兒，心情也會被她的笑聲感染。然而當她靜下心來，想起將來的去向，臉上的笑容也逐漸減少，「你見我成日笑，好似冇事咁，但真係好擔心、好愁。」

余小敏因長期病患以及照顧女兒，家中的經濟支柱就單靠從事渠務工作的丈夫，每月賺取大約16,000元餬口。自發出清拆令以來，余小敏也着力四出找尋新家，可是除租金難以負擔外，有些業主更抗拒租住給有小孩的家庭，「之前看過同區有個單位要5,000多元，但當業主知道我有小朋友，就即刻話唔租。」

余小敏問彤彤：「我們睡公園麥當勞好不好?」彤彤吃吃大笑。

搬進致華前，余小敏一家已經搬過三次屋。由4,500元月租的唐樓劏房，到1,000多元的床位也試過。「唐樓劏房嗰個單位雖然大，但太殘舊經常都會滲水；當時我一邊餵奶，一邊勺水，最後捱唔到，住了八個月就搬走。」之後余小敏經朋友介紹找到了位於旺角的床位，價錢低廉卻要跟10至20人共住，環境十分惡劣。「那邊有好多張碌架床，什麼人都有；但你想像廿幾人共用廚房廁所有多污糟，住了幾個月就走了。」四處飄泊，最終找到了致華工廈。余小敏當時也知道工廈劏房並不合法，但因80多呎房間的租金只需2,400元，與葵青區的私樓劏房相比，最少便宜2,000多元。「上公屋之前，也要找個地方住；這區較少住宅，多工廠大廈，所以私樓劏房很貴。即使不介意行六層樓梯，也要4,500至4,800元。」

本身沒有膽量搬回工廈，因為驚再有清拆，但看過這麼多地產舖後發現，根本沒有容身之所。唯有下次真的發生（清拆）時，不能夠再出聲，社會上又多了一班工廈的隱形住客。」

致華工廈街坊余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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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式安置：叫街坊自己搵屋

7月中旬，屋宇署、房屋署、社會福利署及發展局曾就致華街坊的情況召開會議，當時屋宇署承諾與業主聯絡延長搬遷期，但至今仍未有清晰的安置方案。「以我所知，政府就是叫每一戶自己去搵屋。政府會有租金津貼，初初聽見會津貼上期租金都覺得幾好，但下一秒就想到『一個月之後又點呢？』，如果我承擔到私樓租金，又使乜住工廈呢？使乜搵你幫手呢？」

余小敏得悉房屋署日後會安排住戶先入屯門寶田收容中心，接着才申請中轉屋。她認為這個措施毫無作用，因為丈夫和女兒均在葵涌區返工返學，「我真的不明白，屯門有收容中心，點解石籬不可以有？其實我們並非不願意去，只是當丈夫轉去屯門上班，收入能與現在一樣嗎？沒有人能夠擔保。」面對難以撼動的政策，余小敏心中已作最壞打算——搬到別的劏房甚或繼續租住工廈劏房。「本身沒有膽量搬回工廈，因為驚再有清拆，但看過這麼多地產舖後發現，根本沒有容身之所。唯有下次真的發生（清拆）時，不能夠再出聲，社會上又多了一班工廈的隱形住客。」

隱身在工廈的人們，是誰讓他們走上這條路?

遭網民狠批 仍堅持面對鏡頭

余小敏是留下的住戶當中，唯一敢面對鏡頭的街坊，她曾代表街坊向傳媒表達訴求，然而卻受到網民猛烈批評，「網上有人話我『窮人生仔正X街』，看到時真的激動到哭了；但我冷靜下來，回應他說：『你將來也不要生仔，因為你不懂尊重人，你的小孩也不懂尊重人。』之後就沒有再罵了；也有人提醒我要幫彤彤戴口罩，免得被人標籤；但我覺得點解要遮來遮去？我知工廈劏房是違法，但我們不是打家劫舍，只是現在只能負擔到工廈租金；當佢長大一點，我又可出去工作時，環境就會好轉。」

晚上11點多了，彤彤仍然充滿精力到處玩耍，這時她抱着公仔「餵奶」，余小敏打趣地問：「彤彤我哋之後瞓麥當勞或公園好嗎？可以食薯條同玩。」彤彤一邊專心「餵奶」，一邊點着頭說：「嗯嗯。」余小敏剛才擔憂的表情一掃而空，看着她笑說：「小朋友的世界就是這麼簡單，這麼天真。」

余小敏說每天都煩惱日後搵屋的事，唯有跟彤彤嬉鬧時才教她輕鬆一點。

離開了的人：只是在漩渦中打轉  

戴專的名字不在會議上的白紙，因為他早就搬離了致華工廈。是幸運還是不幸？貼出清拆令後，戴專跟上司提起當下的處境。「他知道我就快沒屋住，說可以介紹工廈單位給我，每個月大約3,000元，但沒得簽約。」

戴專曾看過同區四個私樓劏房單位，也看過天台屋，租金由2,500元到3,500元不等。比較過不同單位後，就接受了上司的好意。戴尊操有濃濃的口音，但言語間也能聽出他的憂心，他多次強調：「今個月給地方我們住，但下個月就可能要我們搬，不穩定，真的不穩定。」

沒有留守的街坊，是否已找到出路，還是逃往另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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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專在大陸的農村生活十分窮困，仔女沒錢起屋，一家14口只能睡在同一個瓦頂之下。可是來到香港的生活也未見順利，他發現這裏物價甚高，最重要是難以尋到一個穩定的家。「我跟阿仔說來港很辛苦，第一冇房屋——社工幫我申請過兩次公屋，但人工剛剛多了幾百元，不能申請。」生活環境迥異，在言語溝通上亦有困難，戴尊只能從事清潔或工廈保安的工作，每月賺取萬餘元維生。「來到香港唔識聽白話（廣東話），只靠慢慢記住。」文化不盡相同，為何決定留在香港呢？「過來香港之後失去了（潮州）戶口，不能返上去了。」

來了香港四年多，由完全不懂廣東話，到現在能跟人勉強溝通，戴專說至今已別無所求，只希望有個安穩的家。他明白香港地方細小，即使環境欠佳亦不大介意。從工廈劏房搬到更昂貴的工廈劏房，即使暫時有瓦遮頭，戴尊一點也不心安。「我上次看見他（業主） 上來，很驚啊，我立刻躲回房間裏，很怕他同我傾偈，話要趕我們走。」上次有記者隨他到新家拍照，鄰居轉告給業主聽，教他這次受訪也十分避忌。「他話唔係只有社工嗎？為何有記者。唉，總知就住得唔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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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署搬龍門製空置假象　市區中轉屋遭逐一清拆

• 「我冇得揀。」這次遇到的清拆戶，幾乎全都說過這句話。寮屋、工廈劏房——社會界定的違法建築，卻是他們唯一的「選擇」。當他們正儲存資本改善環境或輪候公屋的時期，唯有以各種不適切居所作為浮萍。可是，政府自2012年起大規模取締工廈劏房，居民的家園隨時被清拆；但他們可以逃往哪裏去呢？當他們失去家園時，本港的安置政策又能發揮保護網的作用嗎？
• (此為周報【清拆戶逃離記】系列之四)
• 攝影：吳鍾坤

中轉屋作為安置政策主要一環，多年來卻不被政府重視——由2007年起，政府以空置率高企、社會需求逐漸減少為由，陸續拆卸或改建位處西貢、天水圍、元朗的中轉屋，現時僅餘下葵青石籬及屯門寶田中轉屋。

到今年7月，政府宣布有意清拆石籬中轉屋，連同附近地方一併改建為公屋，提供過千個單位，並建議居民遷到屯門寶田中轉屋作替代。雖然有關計劃要本年底才決定是否落實，但清拆石籬中轉屋似乎勢在必行。然而，將中轉屋改建成公屋似乎迎合大眾的需求，卻忽略了另一部分人的需要。

政府以提高入住石籬的門檻為由，製造空置率高企的現象，實質為清拆鋪路。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團體及社區工作部服務幹事方志睿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團體及社區工作部服務幹事方志睿表示，現時政府並未制定適切於工廈劏房居民的安置政策。自2012年政府計劃大規模取締工廈開始，只是依循清拆寮屋的安置方法——即先到屯門寶田收容中心入住三個月，通過審查核實為「無家可歸」後，才可編配上新界中轉屋。

然而，除了屯門寶田中轉屋，本港還有位處市區的石籬中轉屋，提供1,928個單位。與屯門相比，石籬中轉屋的位置更便利居於市區的遷拆戶，為何政府只能安排受影響的居民入住屯門？方志睿估計，「政府以提高入住石籬的門檻為由，製造空置率高企的現象（現時石籬中轉屋的入住率只得三成），實質為清拆鋪路。」他解釋，以往荃灣二坡坊大火、馬頭圍道唐樓倒塌事故或早年花園街大火，受災居民均能立刻到石籬中轉屋暫住；但今年荃灣享和街火災後，政府竟要居民先到屯門收容中心暫住。「房屋署解釋之前是酌情讓街坊入石籬，但現在他覺得（享和街災民）未合乎資格，所以就拒絕批准，可以說是『龍門任佢擺』。」

方志睿補充，即使二坡坊大火的災民在石籬中轉屋暫住三個月後，房屋署亦有再次發信要求他們搬到寶田中轉屋。「成件事好唔人性化同好諷刺，明明他們已經住在這裏。當初係天災人禍讓他們來石籬，即是證明他們都有需要；現在連元氣都未恢復，就要擔心去寶田。」

樓齡有50多年的石籬中轉屋在現代公屋當中份外顯眼。


政府明顯覺得現在的需要極少。這亦反映政府眼中什麼才符合成本效益。中轉屋是過渡性質，不能佔政府太多資源。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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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劏房 毫無安置措施

方志睿解釋，若居民有意入住石籬中轉屋，在收容中心住滿三個月後，須再通過社會福利署的審查才有機會獲批。以2015年榮豐工廈清拆事件為例，10多伙的劏房戶當中，有12人願意入住收容中心，但最終只有10人獲分派到寶田中轉屋；他說過往並沒有任何人在劏房清拆後可獲分派入住石籬中轉屋。「政府一直以避免濫用市區中轉屋再駁上公屋為由，收緊入住石籬中轉屋的條件；但實情是正在抹殺中轉屋的角色。」

影子長策會成員陳紹銘曾於《住屋不是命運》撰文提到，中轉屋為2000年代取締臨時房屋而建。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於2000年討論中轉屋政策的文件指，當時中轉屋的需求殷切，故房委會計劃於1995年至1999年間把葵盛東邨第12座及石籬二邨第10、11座翻新為中轉房屋，並在西貢及朗邊興建組屋，連同後來落成的屯門寶田邨及天水圍天恩邨，最高峰時共有16,445個中轉屋單位。然而，房屋署指西貢、葵盛及朗邊中轉房屋的空置率高企，需求逐漸減少，自2007年起逐漸清拆，而寶田邨及天恩邨亦於2004年改為公屋；現時僅餘石籬及餘下的寶田中轉屋，僅供應5,532個單位。

《住屋不是命運》記錄政府過往曾進行三次大規模取締不適切居所，包括1980年代的寮屋登記制度、1990年代初的《床位寓所條例》及近期「丁屋僭建物申報計劃」。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葉毅明提到，當時政府大量興建臨時房屋，目的是安置未獲編配公屋的寮屋或天台屋居民。「最初就是1980年代清拆寮屋，直至1990年代則是天台屋。1970至1980年代輪候公屋的時間需要七至十年，三年上樓是1990年代尾的說法，即使合資格都要等，臨屋的出現就可讓受清拆影響的居民，在上樓前作為過渡。」

由取締寮屋、天台屋而建的臨時房屋，到安置籠屋居民而設的單身人士宿舍，政府均有一套政策安置居民，為何現時處理工廈及違法劏房時，卻計劃清拆中轉屋，這不是政策倒退嗎？葉毅明說：「政府明顯覺得現在的需要極少。這亦反映政府眼中什麼才符合成本效益。中轉屋是過渡性質，不能佔政府太多資源。如此一來，政府會想為何不興建永久公屋？」

朗邊中轉屋於2013年起封閉，將改建為公屋。(資料圖片)

家庭結構轉變 過渡房屋需求培增

中轉屋的作用與公屋不盡相同。方志睿明言他們絕不反對興建公屋，也不需要政府重新興建中轉屋，只是希望當權者以市區街坊的需要出發，以市區空置單位作替代。然而，申請中轉屋的居民最終也希望上公屋，那麼增建公屋不就是解決方法嗎？現時，公屋輪候冊的累積申請已達27.59萬宗申請，一般家庭輪候時間長達4.6年。距離上公屋還有約五年時間，居民則要到處尋覓住所，是以中轉屋提供的緩衝作用實在不容忽視。

按統計處數字，2015年有19.9萬人居於劏房，較前年上升2.3%；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則粗略估計，現時約有1萬人居於工廈劏房。政府去年發表的「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報告顯示，53.2%的住戶沒有申請公屋，這反映單是興建公屋並不夠解決工廈劏房的問題，關鍵之處是在公屋、私樓以及不適切房屋以外，能否有不同選擇。「記得好幾年前也有人建議過推出另類公屋，意即將公屋的租約定為三至五年，規格不需要定得太高，可以幫忙市民儲存多些資本，作一個過渡。」

「增建公屋只是其中一個方法。我們要留意的是香港家庭結構改變，與房屋需求關係十分密切。例如離婚率上升，有額外住屋需要；遲婚的年輕一輩渴求經濟獨立，這又會搵屋自住；加上勞工政策改變，輸入專才後就有住屋需求。這班人或許未夠資格上公屋，而社會則需要過渡性房屋協助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