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明过去是皮鞋师傅,常常接触含有化学成分的强力胶,诱发严重的气喘。加上60岁的年级,找工作变得困难。经朋友介绍,他开始在豆浆店打工。“我很认真想和他讨论在豆浆店工作的情形,想把他留住,但是他觉得老板不会做生意,对他讲话的态度难以接受”,登儒拿阿明没办法,“他自己内心的小剧场很多,又有点玻璃心,后来还是辞掉了工作”。
有时候,登儒要面对的是无家者奇异微妙的心理状态。虽然不得不流浪,但他们有自己的尊严和算计。信任感的建立是循序渐进的。和住民打篮球,一起吃饭,非正式的方法往往更加管用。
住民的固执,登儒早就已经习惯了。最让他感到疲惫是调停他们之间的冲突,还有那些奇奇怪怪的抱怨。他还会模仿住民告状的口气,A向登儒指责B:“我就是不要让他得逞!不能让他称心如意!他是不是给你六七百万,你才那么听他的话!”他听了又生气又想笑。
跟住民相处的大多数时候都不沉重,可以说都很好笑。登儒很少看电视,有一次碰到一个喜欢看电视的住民,问他这礼拜电视上发生什么大事,他会夸张惊呼有台风要来。回忆和住民一起的生活,登儒想起来的都是这样的细节。
“但是细想起来,有时候也会觉得很沉重。”登儒说完这句,停顿了很久没有说话。
如果是我,遇到同样的困境,会比他们做得更好吗?登儒这样问自己。他觉得不会,“他们真的很有韧性”。这也是芒草心“芒草”的含义,那些野生野長而无人照看的植物,在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就已经在贫瘠的旷野生长了许久。
有些游民告诉登儒,他们在街头生活,晒衣服不方便,每天洗衣服,洗完就穿在身上晾干;家当也要收好,因为害怕打扰到白天在公园休息玩乐的人,等到晚上人们走后再拿出来摆放……他们街头生存的策略,多到可以编一本指南手册。
理解是一个过程,对公众来说是,对社工也是。“当你的生命经验增多的时候,会和他们有一些共感。”登儒曾经遇到一个军人,因为想要满足妈妈和老婆的期待买了房,还不得不解除退休军人的存款优惠。买房后发现退伍军人薪水不高,压力很大,还不起房贷。最后房子被拍卖,就睡在计程车上。那时候,登儒也正背负着沉重的房贷。他突然意识到,人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不管是谁,其实反应都很像。
登儒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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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彼此互相倾听的时空
很多住民住进来之后就不愿意离开,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里有人聊天。他们喜欢呆在一起,即使会发生摩擦和争执,他们也会依赖登儒的协调。
无家者和社会“断线”不只意味着失去与家人朋友的联络、找不到物质资源的扶持,还包括和社会大众不在一个想象的界面。好吃懒做、不事生产、喜欢自由,对无家者的污名,常常阻碍社工、民众和流浪者之间真实的接触与沟通。
在台北,艋舺龙山寺和万华地带很早就蕴藏着沟通的可能性,这一地区与无家者之间有着百年的历史脉络。登儒介绍说,台湾早期的发展,靠的是一府(台南)二鹿(鹿港)三艋舺,这些临河的港口在明清因为船运发达而慢慢发展起来。很多外地找工作的人来到这里留了下来,一些原本经济状况不好的人就变成了游民。街头慈善在万华起家,“原本这附近有个地方叫爱爱寮,1922年日据时期,爱爱寮创办者施乾就开始做游民服务,收容了四五百个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