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怒父母的社會支持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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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怒父母的社會支持在哪裡？

當「日常」與「通報單」只是一線之隔

10 月 16 日，臺中社會局獲通報，朱姓單親媽媽多次在社區大庭廣眾下打罵讀小四的女兒，社區住戶屢勸無效，檢舉人提出女童在電梯內遭母親粗暴狠扯頭髮的影片，當夜社會局緊急將女童安置。

因為有「明確」的肢體暴力，女童進入兒少保護，朱姓媽媽也必須接受親職教育，換句話說，明確可鑒的「肢體」暴力致使這個家庭進入服務。然而對孩子而言，所承受的傷害，真的只有肢體暴力嗎？

在新聞中，和父母「路怒」有關的事件並不罕見，民眾拍下並引發後續討論，追蹤報導往往可見路怒背後的隱情，呈現家庭在經濟、社會支持的單薄與弱勢。而在生活中，父母「路怒」的現象亦充斥城市各角落：女性照顧者（媽媽）較常以轉身離開的方式向孩子表達憤怒，孩子則在身後尾隨哭泣；男性照顧者（爸爸）則以「大聲訓示」、講道理居多，這些景象讓駐足觀看者感到窘迫，干預、不干預都無所適從，但也讓我們好奇，路怒父母的內在是否有我們不解的隱情與脈絡？

多數人渴望自己是正向、「有能」的父母形象，「路怒」這個話題實在不易談論，許多父母接受採訪時表示，自己已經「遺忘」了當時的情境，或對這樣的心情「開不了口」。NPOst 採訪到 4 位背景迥異、較常發生路怒的父母，從各自的敘事角度一探路怒現象背後的複雜成因：憤怒當下，究竟是什麼議題扣連著壓斷了理智線？懊惱之餘，又怎麼進入深度的自我對話？養兒育女，又是一份怎樣的甜蜜與沉重。

複雜的家庭動力，因為壓抑而路怒

「我身體裡住著 2 個人，時而慈愛，時而猙獰到我自己都不認得。」傳統大家庭的長媳阿繪這麼形容自己，回憶起印象最深刻的路怒經驗：「孩子大約 3 歲時因流感住院一週，我是唯一的照顧者，眼看著他熱痙攣、燒燒退退，心裡其實很痛苦。」那時夫家長輩頻頻表示：「沒有那麼嚴重，出院就好了。」

聽著這些不痛不癢的話，阿繪的焦慮在忙碌的陪病中從未有機會吐露，出院後孩子尚未完全康復，長輩在阿繪反對下抱著孩子出門買玩具，「孩子聽到我說『不行』還是出門了，那個畫面讓我很火大。後來我衝去百貨公司找他們，看見孩子高興抱著新買的玩具，我衝過去扯開玩具打他的手心⋯⋯」單就這個畫面來說，讓人們對阿繪的歇斯底里感到不解、對驚愕傷心的孩子感到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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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阿繪提起，路怒前後，「聽覺」往往占了關鍵地位，「例如孩子一直問問題，一開始我當然會很溫柔的回應，直到回應的速率跟不上他逼問的速度。」阿繪形容這些聲音在自己的腦袋裡，好像一直往上「堆疊」的積木，然後會在一瞬間「崩塌」：「到底有完沒完！閉嘴！」

「聽覺」的敏銳與否跟家庭生活有關，「我們是大家庭，光吃飯這件事，身為媳婦就不能好好吃，大家的意見很多，有些人覺得要用剪刀剪食物，有些人覺得不必、按照孩子的食量添了飯菜，公公卻嫌少、一下婆婆又責問你為什麼沒有幫孩子夾哪個菜，你就要趕快站起來幫孩子弄，或是解釋說：『那個菜有夾過了。』。」阿繪說：「結婚這麼多年，真的感覺沒好好吃過一頓飯。」久而久之阿繪的「聽覺」被訓練的很靈敏，可以聽見任何家庭成員的評論，卻聽不見自己孩子的需求。

然而在公共場合發怒，不會感到困窘嗎？對於這個提問，阿繪說：「做父母的被困窘習慣了。孩子在生活的細節處，會製造很多困窘給你。」例如聚餐時大家坐定後，阿繪也期待好好吃頓飯，這時候孩子卻說他要「大便」，「吃飯的時候，他想要大便，跟他講過很多次，不要在大家面前這樣說，但他仍舊這樣⋯⋯」

一般人感覺的「丟臉」，是「父母」這個角色常常經歷的，「有時候會覺得孩子好像要把很多美好的經驗『磨』掉，在我們心裡有一個恐懼──孩子沒有同理心，覺得孩子隨時要『弄』我、覺得自己被威脅，更多時候是『無助』比較多，不曉得怎麼跟他相處，覺得小孩子似乎沒有辦法講道理，不管講多少次都無法記得，想說兇一點會不會比較記得。」這樣說來「路怒」似乎不完全受制於非理性因素。

在大家庭中，阿繪一直沒有辦法照自己的意志管教孩子，「例如我希望孩子自己吃飯，但公婆就覺得：『你為什麼不餵他？』」她發展出的生存策略是盡量忍耐，用所有家庭成員都不會有微詞的方式教養孩子，同時一直有被監視的感覺，「所以離開家到公共場合反而自由，覺得『終於可以愛怎麼管就怎麼管』，也好像要把平常累積的那些不開心一股腦宣洩出來。」阿繪認為，在路怒的情境下，如果外人來勸阻（包括自己娘家的媽媽），好像都會適得其反：「我會更加生氣，因為這讓我聯想到平常無法做主的自己。」

知道自己不能哭，於是任憑女兒哭

然而，類似阿繪這樣「壓抑」而後「路怒」的經驗類型，其實並不侷限於「婆家」。單親媽媽 Alice 未婚生子後，與「娘家」同住，卻也面對相似的家庭動力：「我的壓力來源來自父母，他們是我的父母，在用詞上因此更加直接。」Alice 忘不掉一個畫面：「女兒剛出生時，腸絞痛常常哭，我爸爸跑來房間門口瞪著我們，責問：『妳做母親的，為什麼沒有能力安撫她？妳會吵到別的鄰居。』這個畫面在當時讓我感覺非常傷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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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孩子大一點方便帶進帶出後，Alice 便常離開家，在城市各角落構築他們的親子時光，「有時我們在便利商店用餐，我就順便把功課看一看」。孩子 3 歲時，較常發生的路怒經驗是：「2 + 3 = 5，這麼簡單，妳為什麼都聽不懂！」Alice 會咆哮著：「我已經拿東西給你看了，妳為什麼還是數不出來！」憤怒當下聯想到的是：「如果她考不好，我父母會罵我。」Alice 當然也會意識到旁人的眼光：「店員一定覺得我是一個很爛的媽媽，周遭的人對我的評價一定很低，可是我沒有辦法克制。」

「我的情緒需要宣洩，但不適合在任何人面前，我習慣帶著她去校園散步，會在某個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大哭，女兒看到會對我說：『媽媽，妳感冒，流鼻涕了。』」女兒進入學齡後，Alice 盡量不在她面前展現脆弱，「我通常會去看電影，利用電影院黑漆漆的，大家都看電影，沒有人注意到你時哭。那時候，我會覺得不用再偽裝。」即便和女兒一起看輕鬆的卡通，Alice 也會掉淚：「我發現，其實我們平常不哭，不是因為心裡不悲傷，而是知道自己不能哭。」

有時，Alice 會「任憑」女兒在公共場合大哭，「我沒有去阻止她，因為我被壓抑慣了，我不想要壓抑我的女兒，就像我的父母壓抑我。妳可以在路上大哭，也未必是一件不好的事。」也因此，外顯來看是一個路怒、不理會女兒感受的媽媽，但內在運作著阿繪的體會與看法：「那種時候我最需要的是『leave us along』（別管我們！），讓我們把事情處理完，讓我跟女兒的情緒都宣洩掉。」
不敢在夫妻關係中起衝突，對孩子起衝突「比較容易」

於受暴婦女領域服務多年的社工師小陳，認為自己的路怒行為來自非常嚴格的先生，「他對於孩子的很多細節都很重視，很多層面都非常焦慮，比如看到其他小朋友用球丟兒子，兒子當下沒有閃躲，他會立刻暴怒、突然拉著兒子的手離開，他的心情原本是心疼兒子，但他選擇用『罵』和說教的方式，告訴兒子他所重視的事情：『你不可以被欺負！』」

小陳認為自己某種程度承接了先生的焦慮，育兒的頭幾年路怒的情形比較嚴重：「例如搭電梯的時候，兒子有時不給我牽手，一講再講還是不聽，我就會開始抓狂，我會直接聯想到我先生對我的要求，然後反映在兒子身上，直接飆高聲音罵他：『你不曉得爸爸會怎樣嗎？你等下跌倒爸爸會開始生氣，為什麼還要這樣？』」小陳開始重複所有先生可能會有的擔心和想像，「對我來說這已經不是講道理，而是抓狂了。冷靜下來之後你會想，其實他也才 3 歲，對他講這些，我到底是在幹嘛？」

矛盾的是，這樣失控猙獰的模樣，小陳有時害怕被先生看到，有時又好像故意要演給他看，「這幾年比較清楚意識到，我把我們夫妻關係的不滿投射在孩子身上。」小陳服務的族群是家暴婦女，她自己長年受性別平等的養成與薰陶，但她形容自己還是「很華人」，婚姻生活中不太直接與先生起衝突，「我會盡量想，算了，忍過去。」但小陳也發現到自己身上的「不一致」：跟孩子衝突，比跟身為「成人」的先生容易得多，「好像我們都把暴力投射在比較弱小的對象身上。」

其實這樣迴避衝突的心境，不只運作於女性。路怒爸爸 Eric 在職場上處理衝突游刃有餘，但在家庭生活裡，卻也運作著相同的「迴避」：「在公共場合，我的理智線會斷掉通常是因為看到孩子一直『盧』我太太，而太太對孩子的需求沒有回應，我看到這個畫面會心生不滿：『妳為什麼要這個樣子？』這些情境讓我緊繃，我就會大聲訓斥。但因為通常小孩剛好有犯錯，所以我會先針對小孩，憤怒也會轉嫁到小孩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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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孩子一起，努力面對世界

路怒後，孩子的心受傷了，父母狼狽又尷尬，社工師小陳是這樣收尾的：「半小時後，我會跟兒子說：『對不起⋯⋯媽媽是因為⋯⋯才會這麼生氣』，把我心裡的每一層講給他聽，問他：『你願意原諒我嗎？』然後跟兒子抱一下。」這一方面出自社工的養成，一方面小陳記得在自己成長的過程，父親也曾在暴怒後選擇寫信跟小陳道歉：「雖然之後父親依然故我，但回想起來，記憶裡會有這個畫面，覺得父親有真實的情緒，跟他感覺比較親近。」

現在如果小陳在路上看到路怒的家長，駐足觀看的時間會比自己還沒當媽媽的時候長，「我不會明目張膽的看，會假裝沒事，坐在旁邊，因為家長如果察覺到路人的『側目』，通常會更火大，可能會拉長說教時間，或是壓低聲量但更嚴厲。」知道家長當下正經歷的張力已經很大，小陳不會馬上插手：「兒子有時候又很愛問，我會故意解釋給兒子聽：『每個爸爸媽媽都會有壓力很大的時候⋯⋯』讓路怒的家長知道，其實有其他人知道你的心情、給予他們支持。」

耐人尋味的是，4 位受訪的路怒父母經歷這些親職困擾，卻都不曾向正式單位求助。Alice 習於運用同質的網路社群（如單親媽媽社團）抒發心情、互相打氣，也在宗教、靈性的範疇得到一些協助：「我信仰的宗教，讓我相信我們不曾孤單，這觸及到我內心深處身為單親媽媽的需要。」

小陳認為女性對「自我」的照顧在生活中常被「重新排序」或省略消除，「媽媽其實要的不多，如果可以偷一點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實就很開心。我偶爾會請個假，然後去按摩。對我來說偷一點這樣的時間，回到家裡，也比較有能量跟孩子相處。」

Eric 則認為：「現在資訊獲得很方便，不一定要面對面，如果要使用諮商，我覺得雙方都要到，單方面的『訴苦』，可能不是我想要的。」阿繪則擔心不在傳統婚姻框架中的助人者，可能聽不懂她的糾葛，倒是曾經嘗試看精神科，「醫生開藥給我，其實我都沒有吃，藥袋後來被先生看到，他非常驚訝，想知道我到底發生什麼事。」意外的契機讓阿繪有勇氣跟先生袒露感受，先生變得比較支持她，阿繪也較有能量歸納讓自己情緒不穩的情境：「現在我不會勉強自己參與所有的家族聚會，我的『自我照顧』就是利用孩子上學時好好的吃一頓早餐，光是理解到自己的這個需求，就讓我很開心。」

阿繪常在深夜瀏覽小孩照片，對她來說是情緒的自省與沉澱，「幼兒園畢業照裡，我的孩子不開心。他那天本來快快樂樂出門，但因為上學路上被我罵了一頓，照片裡他盡力擠出笑容。」阿繪看到這張照片會想掉淚，「孩子很努力的面對這個世界，我也要努力當一個好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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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與「通報單」，僅一線之隔

Alice 則提起一樁令人心折的回憶，「女兒 1 歲多的時候，我對她說過很殘忍的話：『我不要妳了，我要把妳丟到垃圾桶。』當時女兒默默的看著我，然後轉身背對我：『妳要吃什麼吐司，我做給妳吃』。」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問，Alice 的心情緩和下來：「我要吃巧克力。」女兒說：「好，我來做巧克力吐司。」Alice 感受到，孩子對大人的愛，往往是無條件的。

相對於路怒媽媽心裡很多的轉折，路怒爸爸 Eric 的思考比較放在大環境對父母角色的形塑，如職場的請假制度：「夫妻 2 人都要上班，小孩卻生病了，這種『突發』狀況讓我痛苦指數最高，如果沒有好的方式去解決，就會演變成更大的衝突。」Eric 也認為臺灣的公共空間不是友善的育兒環境，必須時時警惕，因而父母在公共場合就很緊繃，容易因為孩子的危險舉動而發飆。孩子如果掙脫父母的手自行探索，父母的焦慮感馬上會扣聯到交通意外或對於社會案件的恐懼，「有時不完全是孩子的舉動危險，而是環境中的危險因子太多。」Eric 說。

因為生兒育女後面對過這些窘境，服務案主時，小陳的立場和態度就比較寬容：「我的工作很常碰觸到夫妻衝突衍生的親子困擾，以前會覺得這些事情很『大』、很嚴重，當我自己經歷這些，才儼然發現這是夫妻關係、家庭生活的『日常』，有些人的日常可能很容易擦槍走火、變成『通報單』，而有些人的日常，他們可以用一些方式解決，閃一下、躲一下，等情緒緩和一點再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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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有可能「恨」孩子嗎？

父母會不會「恨」子女？對子女有多大比例負面的情緒、負面情緒又從何而來？這些議題能不能公開提問並討論？這些往往被為人父母者所壓抑逃避的感受，其實精神分析領域早有學者討論。文化大學心輔系教授洪雅琴於 2013 年寫成《論母嬰之愛恨交織》（註），便探討母親對嬰兒的忌羨與攻擊等原始本能──

生兒育女是一個人們期待自己有能力去承擔的關係、責任或角色，但對很多沒有準備好的人、沒有被照顧過的人、生命階段不合適的人，簡言之就是內外資源都不夠的人，就會覺得孩子在指控你的「沒有」與「無能」，耗竭時父母的「內在小孩」也會跑出來，萌生這樣的念頭：「那，誰來照顧我？」，或「你要的，我小時候也從來沒有得到過，你憑什麼跟我要？」
媽媽內心的小孩，呈現出「路怒」表相

「照顧」勾出父母早期生活裡依附關係的品質、生命過程中的創傷，洪雅琴表示「產後憂鬱」並不是一個突然「罹患」或「得到」的疾病，「孩子的照顧是很驚人的需求，而且這個需求不會停，母親原本的生活和角色完全被剝奪。」因此產後首個月的憂鬱是多數母親的共同經驗。

但隨後母親會不會落入憂鬱的風險，「支持系統」占據重要地位，「若母親有一個協助照顧嬰兒的角色可茲模範，她會獲得安全感，領略到養育孩子不是完全靠自己。」洪雅琴說。但若母親經歷到的是負面的，諸如對於母親身為照顧者的不耐煩、不信任、奚落或照顧上的「爭奪」，都可能演變為複雜難解的情結──孩子不是我的、孩子突顯出我的弱點、孩子是一個共謀企圖傷害我的人。


隨著孩子漸長，生涯的變動有時能夠幫助憂鬱的母親跨越，「有些媽媽上班後症狀會緩減，她除了不擅長母職，其他功能都很好，她的貢獻就轉變成，為自己的孩子找一個比較適合的照顧者，例如稱職的保母。當然這也有衍生的問題，孩子跟媽媽可能就沒那麼親近。」但若母親欠缺生活上的改變、支持系統也仍舊不足，憂鬱狀態可能持續多年，甚至綿延至孩子跨入學齡期。

例如，長媳阿繪和單親媽媽 Alice 在孩子邁入學齡期後，仍未從糾結中釋放：「我現在沒把你（孩子）顧好，我爸媽（公婆）會罵我。」這種焦慮無形中轉為對孩子的敵意，外顯於我們看到的「路怒」狀態。對此，洪雅琴表示：「有沒有注意到她們描述這些事的語氣都像小朋友？怕公婆會念、怕爸媽會罵⋯⋯她沒有在當媽媽，她是在當小孩。只要當小孩，她的孩子就不會有一個真的媽媽、一個有主體性的成人，也不需要去在意父母（公婆）怎麼想。」

洪雅琴鼓勵父母接受個別諮商，諮商能夠幫助父母的內在小孩較快速的長大：「花一些時間做內在的探索，你得到了信心和成就感，你的孩子才能得到一個真正的父／母親。」洪雅琴也鼓勵父母開放自我：「去找一個支持者，自己的媽媽也好、同事或家醫科醫師也好，不要覺得丟臉，去開口問你真正感到困擾的育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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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旁人的眼光左右了孩子的教育

萬華婦女中心副主任周佳儀和洪雅琴看法相近，她認為當父母的祕訣在於「不需要在意別人怎麼想」：「我孩子很小的時候，也有段時間我帶出去都很緊張，很怕別人批評，即便出門前頻頻提醒：『等下不可以怎麼樣喔！』但出門後所有的『不可以』都會失效。」因而許多父母在公共場合會用「食物」轉移孩子的注意力，讓孩子先「閉嘴」再說，但這種策略沒有辦法讓孩子有正向的學習與連結──我做了一個錯的事情，但媽媽塞了一顆糖給我？

爾後周佳儀思考：「我為什麼要這麼在意別人的眼光？觀察並理解我的孩子當時的狀態才是最重要的事。」因此，周佳儀鼓勵為人父母者切勿向內苛責：「不是我們管教很差，一定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我們可以從現在開始學。」

婦女中心的育兒友善園往往上演著父母容易遭逢的親職困擾，「這個空間也讓我們對父母的『路怒』現象有了服務介入的契機。」經常發生的情形是父母準備回家而孩子玩得正盡興、孩子不配合也不願收玩具、家長叫不聽聲量變大、拉扯孩子等。由於家長對外人的介入通常會比較防衛，社工採取的做法是先處理孩子：「來喔，我們都要收玩具，我們可以怎麼收⋯⋯」整理完社工就會問孩子：「你的爸爸媽媽是誰呢？」然後與家長聊天、關心孩子在家裡的情形。

社工員會先同理家長：「孩子在這個階段有這樣的行為，其實很正常。」中心社工員雖以未婚居多，但都親身參與親職團體，對於幼兒各階段的知識有所涉獵與掌握，能快速切入重點、讓家長卸下心防，「家長可能就會打開話匣子：『對啊，孩子在家裡都叫不聽，就拿他沒辦法』，我們就有契機介紹服務：『有一些親職技巧，是可以學習的』，邀請他們來參加親職團體。」

都是媽媽沒教好？拉進父親的親職角色

在過去，親職團體幾乎只有媽媽參加，中心因此有意識的想翻轉既定的性別框架，而育兒友善園提供了改變的契機，「爸爸也開始會帶著嬰幼兒來，通常是星期六下午。男性的比例越來越高，雖然常常在旁邊滑手機，還有睡著的，但我們覺得這都是好現象，因為男性找到了一個讓他安心休憩／育兒的資源。」

「我們發現，男性比較需要具體的知識，他希望學到一些具體的方法帶回家用。」有些家長之前聽理論聽疲乏了，可能試過覺得沒有用，就對學習親職技巧這件事灰心了。因此親職團體找來了職能治療師：「職能治療會運用簡單的方法教家長陪玩互動，在現場觀察孩子時，治療師也能直接跟家長討論孩子的狀況，達到『個別化』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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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爸爸在團體中看到其他家長的類似困境，就不會認為孩子教不好是媽媽個人的問題，這樣的努力讓社區父母的性平面貌逐漸浮現，「中心的親職團體，夫妻一起參加的比例大概 3 成。」運用團體的支持力量，也帶來社區融合，「有些單親媽媽可能原生家庭的狀況也不好，因此她們的支持後盾是非常有限的。在團體中，她們才能找到社區內互助的夥伴、去建立一個嶄新的人際網絡。」

周佳儀認為，有親職困擾的父母，可優先向各區婦女中心諮詢，「雖然在我們社區的求助類型中，福利諮詢和經濟補助占最大比例，但這通常也是親職服務介入的契機。」這引發我們思考，父母往往希望給孩子「最好」的資源，卻往往認為「最好」就是最貴，認為購買而來的服務才會是好服務。

這個迷思是否稀釋了「互助」和社區意識的價值，也形塑了教養的階層化？使得社經地位「頂」層的父母有條件以「購買服務」來獨立完成教養需求，但反過來說，是否也限制了他們向外求助的契機與動機、更不容易將親職困擾說出口？

不會求助的父母，造就無法求助的孩子

陪伴臺灣走過半世紀的張老師 1980 專線，據其統計發現，求助類型有 1/3 是家庭問題，其中大部分是父母與「青少年」子女的關係困擾。然而，對於教養幼兒的親職困擾求助比例卻微乎其微，近乎沒有，對照於頻繁的「路怒」現象，這個斷層顯示了父母在求助上的卻步及沉默。

多數父母對正式單位的求助卻步，將親職困擾寄情於無遠弗屆的網路，單親媽媽 Alice 就表示，在網路上宣洩往往可以得到秒回按讚，是非常立即性的支持，但同時也感覺多數回應是情緒性、非常主觀的，若要得到真正的幫助，似乎還是得向專業請教。臺北張老師的徐茂弘組長則認為，網路回饋比較沒有辦法陪當事人看見「過去經驗」對個體的限制及影響。

徐茂弘強調，父母的「路怒」現象要回到文化裡檢視：「我們從小到大都在學習如何控制自己，不被鼓勵思考、探索內在，甚至不允許你有這樣的需求。」社會的要求如同父母的要求，父母的要求也如同社會的要求──就照這樣的常規走下去，不要有任何的想法或情緒，這樣的小孩總能被認為是最「乖」的。

有朝一日，小孩成了「父母」，看著孩子的種種不受控，「我小時候可以做得到，你為什麼做不到？」只能在記憶裡搜尋當初父母對待他的方式、最激烈又印象最深刻的手段，用直接的發怒試圖讓孩子停止原本的行為。也因此，徐茂弘看待父母的「路怒」，不會把重點放在孩子的「行為」上，而是放在「成人」如何面對不可控及隨後湧生的無力感：「1980 專線及網路諮商是免費的，隱匿性及可近性也高，我認為會是照顧心理健康較容易入門的起點。」

北市家暴中心兒少保組長黃瑞雯表示，父母的「路怒」在整體的通報比例中雖然不高，不到 1%，但確實有增加的趨勢。有些民眾在路上看到時會拍下來，然後打 113（全國婦幼保護專線），隨後把影片傳送，也有人記下重要的人、事、時、地、物，而有些人則會在媒體上揭露，「那也是我們其中一個受案來源。」

所幸大部分民眾通報的父母「路怒」，經訪視了解，確認施暴的比例「低」，至於如何判別看到的現象有無通報的必要，黃瑞雯表示：「如果你覺得家長處罰的方式是很不利於孩子成長的，或有明確的肢體暴力，我會建議民眾出面制止，或記下重要的特徵進行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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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讓父母背負過高期待

從事家暴業務多年，黃瑞雯觀察這 10、20 年間臺灣社會家庭的更迭，她認為過往世代讓孩子自己學習、成長，父母對孩子的掌控性較少、摩擦反而沒這麼明顯。現代社會兒童保護意識抬頭，「少子化」也使得這個世代的父母被高度期待：密集的陪伴孩子、給孩子良好的教育、互競的物質條件，加上現代社會普遍經歷的「時間緊迫」，父母也有自己跨不過的焦慮與難關，黃瑞雯認為這些高期待產生的高壓力，對孩子、對父母，都不是好事。


對此，周佳儀也頗有感觸，認為父母和孩子都不應給自己這麼高的標準：「有些育兒書講的是無後顧之憂的理想狀態，到現實面沒辦法應用，挫折感就由此而來。」例如建議父母全然以孩子的作息為主，使得父母失去自己、孩子也未嘗受益：「孩子無法理解大人為什麼有時候不能陪他，或以為媽媽本該『隨傳隨到』。如果孩子每天看到一個『犧牲奉獻』的媽媽，未來在自己的親密關係裡，也極可能以此為圖像。」

因此，惟有父母自己也很認真的經營生活、示範一個「人」在社會上好好生活的樣態，孩子才能理解「社會」是怎麼運作的。周佳儀也強調父母「自我照顧」的重要：「自我照顧並不是隨心所欲的把孩子丟下，去做你任何你想做的事，而是運用資源去經營生活。」例如婦女中心曾舉辦瑜珈體驗，邀請父母參加，並安排專人協助照顧孩子，讓父母能夠專心投入。

兒少保護工作無法只靠社政完成

事實上，兒童／少年保業務非常細緻龐雜，通報後社工員必須針對家中的施虐者、兒童／少年特質、家庭結構來綜合評估，才能判斷是否需要後續追蹤及處遇，並建議執行時數及方式究竟是諮商、夫妻晤談、自我照顧或情緒控制等。這樣的評估很重要，影響了父母能不能得到切合他們需要的資源或知識。


同時，為避免標籤化，臺北市家暴防治中心從去年開始發展出「親職達人護照」措施，不獨用行政處分裁處模式，而是希望改變家長的觀念：「上課不是處罰，而是可運用的資源，身為父母是一個終身學習的過程。」然而這些努力都需要社工員切身與案家建立關係才能推動。社工員處於個管位置，承接風險管控的期待，姑且不論此期待是否強求，可以確定的是，兒少保護工作沒有辦法只靠社政完成。

回憶起 2005 的「邱小妹」，也是一樁父母「路怒」事件，當時察覺有異因而報案的是 7-11 的店員，近來幾起兒虐或路怒事件的舉發，幾乎也都是鄰里發揮力量。無論是向外求助的管道與資源，還是守望相助的通報，「社區」的緊密關係似乎是引頸眺望更佳的家庭政策之餘，目前唾手可及的解方。

暢銷小說《小屋》當中提到：「孩子被保護，是因為被愛，不是因為孩子有權利被保護。」這句話看似深奧，其實簡單──我們是否能打造一個對孩子有愛的社群與社會，而非為了「保護的義務」去扛起父母的身分？

simonho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