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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信義會深宵外展社工二胡(左)與October（右），經常深夜出沒在街頭與撞球間，在街頭接回每個少年。(攝影/陳朗熹)
從遇見的那天起，October每週至少打2通電話，阿鈞剛開始覺得煩，但他後來發現，不管去醫院、還是投履歷，社工一直陪在身邊。經過了3年，他滿18歲卻仍在工作市場浮沈，在2個月內投了超過20份履歷，始終找不到工作，他終於開口跟October說：「我想回去讀書。」
對October來說，這是她一直在等待的關鍵時刻，「只有在這個時候，你的介入才是最有效的，大部分時間我們都在陪伴他。」她說，如果你一開始就要少年改變，只會把他越推越遠，他們身邊已經太多大人說教了，不必多我們一個。
阿鈞產生改變的動機後，October陪他一間間打電話找學校，也幫他找了份工讀的工作，阿鈞的目標是希望過幾年當社工，「像我這樣的廢青她都能拉回來，我覺得很有意義啊。」
「青少年是最不懂得尋求幫助的一群人，他們以為自己沒有需要，但他們身上的問題往往已經很嚴重 ，」香港信義會青少年服務總監竺永洪說，外展社工的最大特色，就是到街頭找一群隱形的需求者。
要接觸邊緣少年並不容易，他們已累積太多生活的挫折和社會的排斥，不那麼輕易相信大人，外展隊的社工要取得信任，有相當的挑戰。
竺永洪將近50歲，擔任青少年社工超過23年，他的打扮依舊很「潮」，粉色的開襟襯衫、及腰長髮束著長馬尾、手上戴滿指節戒。
如同一位受訪者告訴我，當外展社工「最緊要『型』」。他們大多年輕、充滿熱情，不去評判少年的交友和選擇，而且想盡辦法融入少年，跟他們一起在街頭玩滑板，或者直接拿手機湊過去問「你有玩英雄聯盟嗎？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他們看重少年的權利，願意花時間等少年敞開心胸、等待改變的時間點。
香港社工能夠等待個案，背後是成熟工會的支持。「我們有很強大的工會，立法會也有很多社工背景的議員，規範社工的個案量，他們才（有餘裕）能設計一些新的服務出來。」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倪錫欽說。
香港社工的個案量都由工會與政府協調後公布網上，其中，深宵外展的案量比一般青少年社工更低，社工平均案量30個，但深宵外展社工手上往往只有10個。
「我們去街頭認識他們、建立關係，這都是需要時間的，如果只從個案量看，這些工作都看不見了，所以我們當時就跟社署提出『潛在個案』，有些青少年應該是有需求的，只是他還沒發現而已。」曾參與社福署談判的竺永洪說，「我們的態度很堅定，是因為你政府沒有這項服務，才找民間機構來提供，所以你要尊重我們的專業。」
鏡頭拉回台灣，儘管多數社工也想接住每個少年，卻沒有香港的條件。
從服務量來看，全港750萬人口，社工約2萬2千人，對比台灣2300萬人口，社工僅1萬3千多人，服務量是香港的3倍。香港社工待遇也高，平均起薪2萬港幣（約8萬台幣），高過香港平均收入中位數1.2萬港幣，而且政府讓公私部門的社工同酬，讓更多社工願意投入第一線工作。
善牧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是台灣少數的青少年外展單位，不過中心主任侯雯琪常感到力有未逮，他們只有6個社工，要經營青少年中心，要做外展服務，還要負責追蹤輔導離開感化院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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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社工整合資源
青少年問題通常不是個人的問題，深宵外展的社工要在街頭認識他們，走進他們的生活，察覺更深層的問題，替少年與既有的社福系統接上線。

如果家庭關係破裂，全港有65間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即時介入；如果被同學罷凌，564間中學都有社工能協助輔導；如果無家可歸，24小時開放的協青社「蒲吧」可以隨時承接少年。

在協青社成立之初，外展隊在街頭找出遊盪少年時就知道，需要為少年建一個落腳的地方。不必是長期的安置機構 ，協青社危機住宿中心的主任楊卓華說，少年很多只是跟家人關係緊張，他們離家出走，輪流住在朋友家或網吧 。

只要能把小孩帶回來，社工就有機會介入，產生改變。他們提供8個星期的短期住宿，在這段時間裡，協青社社工可以介入輔導家庭，也能避免少年深夜遊盪。

原本只是提供18歲以下的少年住宿，楊卓華去年把年齡調高到21歲，他發現少年18歲離開，工作還是不穩定，他們只租得起惡名昭彰的籠屋，「我們收他很便宜的水電費而已，他薪水的三分之二可以好好規劃未來。」

25年以來，協青社經歷了許多學習。他們發現外展隊不是萬靈藥，在街頭總有不理睬的少年。他們把年輕人喜歡玩的都搬進蒲吧，主動吸引少年上門。

蒲吧的大樓頂層有攀岩場和室外游泳池，一樓挑高的室內籃球場裡，社工正和少年進行一場籃球鬥牛，當社工帶我們經過，少年突然對著他大喊：「你別走，我要送你一顆三分球。」

大廳裡滿牆的塗鴉抓住目光，有少年用麥克筆寫著「哪會怕，有ㄧ天會跌倒」，來自知名香港樂團Beyond的歌曲，隔壁的視聽包廂裡，有幾名少年正在用大投影幕看電影，走廊上另一名少年腳踩滑板從轉角竄出，又消失在盡頭。

「在街上沒東西玩只是『齋TALK』（純聊天），少年很少會理你的，」蒲吧中心主任Janet說，不想讓少年半夜逗留在危險的街頭，被黑社會吸收，那就要比黑社會更有吸引力。

蒲吧發現少年的興趣變得很快，前幾年玩的是滑板，現在都在打遊戲，於是，他們買入30台最高規格的電腦，成立職業電競的隊伍。

少年夜蒲（夜生活）的熱點，也悄悄發生變化。原本少年常在彌敦道與旺角道的Disco吸毒，這裡也是深宵外展隊常去的地方，現在他們躲在朋友家吸毒，更不容易被察覺與介入。



[size=0.88889]協青社長期貼近邊緣少年，能夠看見少年的需求，建立一條龍式的服務系統。左起為蒲吧主任Janet、協青外展隊長Hinnes、住宿中心社工與主任楊卓華。(攝影/陳朗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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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外展隊把貨車塗鴉成「暴走車」，帶上音響、滑板、遊戲機，到距離港島30公里以上的新界、東涌、天水圍等地做外展服務。

「我們也知道，社工再怎麼裝，還是有社工的味道，」深宵外展隊的隊長Hinnes雇用曾經的邊緣少年當助理，他們或許曾經吸毒、加入幫派，但用的語言更貼近少年，更容易與少年交心。更重要的，Hinnes覺得工作能培養少年從未有過的成功感，「並不像是他（少年）說就想當爛泥的，是這個社會把他們exclude（排除）了。」

儘管他們盡力找出少年，但所有的深宵外展隊伍也在面臨挑戰，「現在少年晚上都不出街了，他們都躲在家裡打機（遊戲）。」Hinnes苦笑著說，他們經常整晚在街上閒晃，卻找不到半個少年。

網路外展找出隱蔽青年
「我們知道網路上也有一群邊緣青少年，他們在學校讀書不開心，他不去學校，但他也沒有在街頭遊盪，他們就隱蔽在家裡，白天睡覺、晚上打整晚的on-line game，這是一個新的問題，他們很多還有mental health（心理健康）的問題。」倪錫欽近年將邊緣少年的研究重心轉向網路上隱蔽的少年，主因是近年的學生自殺潮。

直到現在，香港人談起2年前的開學日仍隱隱作痛。

2015年開學首月傳出4名學生跳樓，其後青少年接連自殺，這波自殺潮在2016年達到高峰，曾經9天內發生6起學生自殺。整理香港媒體報導，從2015年至今，香港共有72名學生自殺，其中超過6成是18歲以下的青少年。

對於學歷不足，或是沒有技能的少年來說，香港是一個艱苦的地方。

香港的銀行業、保險業與房地產業，提供高薪酬的工作機會，大學學歷是職業的最低條件，但大學錄取率只有18%，絕大部分的少年都是這場競爭中的魯蛇（loser）。

與此同時，香港的生活成本居於世界最高之列，對出生在收入底層的少年來說，這是個巨大且日益增加的負擔。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倪錫欽，近年將邊緣少年的研究重心，轉為網路上的隱蔽青年，主因是香港青年自殺率攀升。(攝影/陳朗熹)






倪錫欽的研究發現，即便是中產家庭的孩子，也有越來越多隱蔽的情形。香港父母花在孩子的時間太少，2個人都要輪班工作，平常跟小孩講不過三句話，開口就問考試成績。Janet有類似觀察，她在蒲吧輔導過兩三個想跳樓的中學生，「她要讓父母知道是你逼我跳樓的，要讓她父母後悔，其實是很強的報復心態。」

香港的青少年，看不到自己的未來，他們在父母的責罵聲中，躲回房間，關上門，持續隱蔽在網路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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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接觸隱身網海的少年，香港社會福利署從2011年撥款成立3支網上外展隊伍(註4
)。「剛開始對網上外展一點概念也沒有，找遍全世界也沒有相近的工作模式可以參考，」明愛會網上青年外展隊社工主任黃靜怡笑說，香港的網上外展是不斷debug（試錯）做出來的。

他們一開始也在臉書找人，用關鍵字「自殺」去搜貼文，發現少年們的帳號經常鎖隱私搜尋不到，後來他們找香港理工大學開發搜尋引擎，但找到輕生念頭的貼文，卻常常晚了幾個小時。

最後，他們用最笨但最有效的方法，在臉書上瘋狂地加少年好友，2年內滾雪球地加了8,000名少年， 隨時打開臉書瀏覽他們的最新動態。

他們也在網上討論區找人，香港流量最大的高登討論區，類似台灣的BBS，每日瀏覽量高達600萬，而且用戶年齡多在15歲到29歲之間，是網路外展的主要工作區。

4年的網上外展經驗，黃靜怡發現網上的少年不同於街頭的邊緣青年。她輔導過一個個案，少年經常在網路論壇發文挑釁，每次都是連珠炮的髒話，罵得沒人敢回文，「我第一次看到他，他就是個很可愛的男生，眼睛大大的，穿著一件維尼熊的T-shirt。」靜怡說。

除了外表上不同，網上的少年因為隔著螢幕，反而更容易敞開心胸。「他們會直接告訴你，我就是很廢物、就是沒用，我什麼事都做不了。」靜怡認為在網路上，少年更容易向人吐露心聲。

但網上外展社工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將少年從線上拉到線下。「我曾經有一個個案，我在網路上跟他聊了1年，我才能約他出來見面。」靜怡一開始在論壇看到憂鬱傾向的貼文，主動私訊少年聊天，但如同其他隱蔽少年的自信心普遍低落，少年不斷拖延與社工見面的時間。

不能每次都被動地等待回應，靜怡在高登討論區發起「英雄聯盟」的小組活動，她找香港電玩公司合作，宣稱要培養少年成為電競選手。果然，職業電競選手的前景，搭配這款全球最多青少年玩的電玩，一推出便吸引超過200人報名。

爆棚的活動被她稱作「掛羊頭賣狗肉」，她說「我不關心他們電玩打的怎樣，會不會當電競選手，…我們要用這個遊戲去吸引他們，去做engagement（參與）。」

但這項活動剛推出時，她聽過不少質疑，「去學校宣傳，或是跟他們的家長溝通，他們都會反問：『你這樣不是讓他們更沉迷電玩嗎？』」靜怡一度擔心活動辦不成，但當時社會福利署已通過「一筆過撥款」，3年的預算與個案量都在簽約時決定，執行過程政府不再干預，讓社工能夠發展創新的服務模式。

和一般社工被動提供服務不同，香港的外展隊主動出擊，他們在街頭察覺少年的變化、等待少年的需求浮現，然後用源源不絕的創意，提出創新的青少年服務。

少了專職的外展社工，台灣的青少年服務，一開始就在街頭斷了線。我們看不見弱勢少年的需求，也找不到方法拉近少年的心，最後，只剩第一線的社工獨自承擔挫折，然後政府繼續告訴自己，他們都過的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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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篇】幫會裡的少年兄哪裡有愛，就在哪裡生根文楊智強（特約記者）李雪莉
攝影余志偉

台灣有群少年，因家庭失能、無法融入校園，在不經意或無助的時候，進入黑道與堂口；在那個黑色現實裡，有人得到家庭般的安頓，但有更多人受利用去詐騙、賣簿子（賣銀行存摺）、運毒、跨國詐欺。這個體系提供了少年們什麼「養分」？他們冒著怎麼樣的風險離開或留下？

（為了保護未成年人的身份，文中未成年受訪者都採用化名。）

「全部不要動！現在是警察臨檢！」幾位荷槍實彈的警察應聲破門而入，制式手槍「喀喳」一聲上了膛，蓄勢待發。江江跟朋友被突如其來的狀況，嚇傻了眼。

「這包是什麼東西？安仔喔！你們都被捕了，配合一點！」聽到聲音從廁所出來的接頭人也隨即被警察壓在地上，一臉懊悔。江江跟朋友對望了一眼後，心想：「幹！死了，原來大哥要我們來拿的東西是毒品。」

當時年僅16歲的江江，後來因為證據不足，幸運逃過運毒罪，僅以施用毒品的罪名起訴，被少年法庭判處保護管束。回到基隆後，江江每天仍跟著宮廟裡的兄弟一起出陣頭，對上次被大哥派去運毒、差點吃牢飯的事不怎麼在意。他說，是大哥給 了他一個棲身的地方。

空氣中帶著淡淡鹹味的海風，遠處不斷隱約傳來渡輪的汽笛聲。毛毛細雨的基隆，是20歲江江的出生地。江江的父母在他小時就離了婚，爸爸很早離家不見蹤影。家裡只剩下大他一歲的哥哥，還有祖父母，四人相依為命。祖父母每天早上四點到崁仔頂魚市賣魚，才勉強讓一家溫飽。江江的哥哥有暴力傾向，「以前哥哥會打我，還會拿球棒打。他打我、我不敢還手，因為還手他就會抓狂。」哥哥的暴力，外加學校的嚴格管教，讓江江待不住家和學校，他於是跟著學長翹課，到地方看陣頭，去久了自己也下場跳，變成宮廟裡的固定成員。

原生家庭的根基不穩，他們就到別處。哪裡有愛，就在哪裡生根。

江江就是這樣，未成年時跟了他口中的大哥，大哥以私人宮廟作為掩護，吸收了大量少年當手下，平時出陣頭，但更多時候是跟其它地方勢力叫囂，江江和小弟們負責亮刀亮槍，甚至運毒。

《報導者》在過去幾個月間，深入台灣各地，採訪眾多未成年的「江江們」，這群逃學、逃家或是經常出入撞球間、遊藝場、酒吧等地的少年虞犯
，是黑道幫派最喜歡吸收的對象。

根據司法院的統計，全國少年虞犯的人數在過去10年，增加了59%，讓幫派可吸收的「人力資源」大幅上升。





[size=0.88889]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設計／黃禹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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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不包的地下互助網
26歲的柏楊，口中嚼著檳榔，右眼下方的臉頰上有一道明顯的傷疤，是少年時跟別人幹架受的傷。柏楊很年輕就成為三重區「穎川堂」的堂主，採訪這天，喑啞的母親、嚼著檳榔的沈默父親，還有三名未成年的少年隨侍在柏楊身旁，看得出他是這個家與堂口的權力中心。

柏楊的父親好賭，十多年前全家為躲債從雲林搬到新北市，過著清貧的生活。為了生存，柏楊很小開始打零工，後來加入宮廟，跟著大哥全台出陣頭，甚至曾經協助管理地下賭場、協助收帳和討債，最後開了自己的堂口。

穎川堂座落在新北市一間公寓大樓內，進堂馬上聞到淡淡線香，神桌上媽祖、關公整齊供奉、陣頭法器一字排開。這裡的大門經常敞開，來來去去都是附近不喜歡上學的少年仔；他們之間，有的爸媽離異、有的父親酗酒癱瘓，加上融不進學校主流，時常在夜市裡或陣頭徘徊。與柏楊遇上，自然而然進了堂口，這裡的沙發成了他們不想回家時的床。

除了遁逃的空間，這裡，還給了少年們很少有過的尊嚴和安全。

柏楊知道沒有家人依靠的少年需要錢，他帶著少年出陣。出陣時的「開臉」和舞獅，雄糾氣昂地扛旗子提關刀，讓少年們短暫成為人們的焦點，享受那種老師或父母很少給予的肯定眼神。

底層少年沒有依靠、沒成就感、易感易怒，穎川堂於是成為另類靠山。「我們是穎川堂的」這句開場，能在三重地區嚇阻些惡意的挑釁。像個無所不包的地下互助網，柏楊的堂口沒有主流的教條，還給了無依的少年經濟的和社會的安全感；但過來人柏楊也知道歹路不好走，除了陣頭，他也著帶著少年做正職，像是開卡車、修摩托車、做廚房風管清潔，也要求他們初一十五讀經，修身養性。採訪前，我們見到紋身刺青、頸帶金項鍊的少年們口中唸唸有詞《天上聖母經》：「菩提心廣莫難量、觸處放毫光，為瑞物祥，供養法中王⋯⋯。」
穎川堂堂主柏楊(左一)與朋友在堂內聊天。(攝影/余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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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心底也有一條不可碰觸的界限，「傷人打架還好，不要欺負弱小」、「堅持不碰藥」，因為，「我身邊朋友10個碰藥，大概10個都死了。」

但多數的地下互助網卻遠比柏楊的堂口來得複雜，它們以「公司」、「會館 」的型態，吸引少年少女們前仆後繼，進入未知的風險。

顴骨高聳、頭髮整齊、說話彬彬有禮的理凱，現在是輔導毒品犯罪更生少年「利伯他茲基金會」的員工。曾在監獄裡蹲了三年多的他，回憶起遭幫派吸收的過程。

17歲逃家之後，理凱在台北西門町經常出入撞球店，在那裡認識了混四海幫的朋友。「剛開始是跟大家一起玩，然後就去住在那邊，大家做什麼都在一起。」他說，久了，就成為了「公司」的一份子。

離開家庭或是學校，少年容易被「公司」盯上。公司的業務多樣，如酒店、遊藝場、夜店、按摩店或三溫暖等，需要大量人力營運。公司會在特定地點撒網，虎視眈眈吸收新血。理凱當時是被公司分派到賭場當小弟，他的朋友們有的是在酒店做「經紀」帶小姐，或做「球板」的組頭，到處吸收這種線上球類賭博的下線。

那些照顧我們的「公司」和「老闆」們
公司或會館 ，是以往幫派的代稱。我們前往探訪不少縣市，特別是基隆、新竹、雲林、台中、台東，各地有自己盤據的幫派勢力。

在新竹市，我們跟訪23歲的小旭、剛滿18歲的阿冰跟阿翔多日，小旭屬於「風飛沙」，阿冰屬「院口」，阿翔是「三光幫」，各幫做的「事業」不同，有的跟著大哥在夜市「管理秩序」（收保護費），有的跟老大討債，或在酒吧裡當圍事。他們都有大片紋身，其中阿翔的腳踝上刺了對幫派表示忠誠的「日月星」。

少年剛加入幫會時，幫會提供固定的住所讓他們待著，受訪的幫會少年們說，他們多數先充當公司管理的八大行業中的跑腿小弟，每個禮拜有幾千塊零用錢；過一段時間得到上頭的信任之後，才會「升級」，深入公司的核心地下經濟。少年們稱呼上一級的管理者，有時也不叫「老大」或「大哥」，時不時用「老闆」稱呼，有時不知道最上頭的老闆是誰，因為在一個老大上頭，總有更大的老大。

2008年大法官公布釋字636號解釋，第三度認為當時的掃黑利器《檢肅流氓條例》有違反人權之虞，宣告其違憲。執法單位轉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作為起訴幫派的主要法律依據。

兩個條例最大的不同，就是執法單位不能再以鬆散的定義，對嫌疑人以流氓「身份」起訴，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則需較嚴密的證據，才能對某人以組織犯罪的「行為」起訴。因為幫派「內部管理結構」或是「集團性」難以直接證明（註
），所以才會發生曾有地檢署在6年間，收到逾百件以組織條例起訴的案件，但只有一件成功起訴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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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道與地方勢力不可能消滅，但法律又未明確規範其生存空間，黑幫於是想方設法「漂白」，成立公司法人，地方勢力也透過宮廟的地域性拓展，進行非法生意，操作大量的地下經濟。但其中最受爭議的，就是吸收眾多未成年的少年，非法為他們拼命。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10年來的統計，少年犯罪人數總體下降了6％，但因少年人口總數下降了21％，比例來看，反而越來越多少年被組織吸收。而少年犯罪總類裡，毒品犯罪和詐欺罪在10年間上升了2.5倍（毒品和詐欺分別上升254％、251%），少年們被有組織地運用在這兩項犯罪系統。
[size=0.88889]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設計／黃禹禛。






在整個販毒與詐騙體系統裡，少年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擔任販毒裡的「小蜜蜂」和詐騙集團的「車手」和「收簿手」。

小蜜蜂是毒品販賣鏈的最下游，每天守著一隻「生意手機」，裡頭是買家的名單，等待買家來電後送貨交易。他們接到手機後就騎車面交，賣1公克K他命可以賺300到500元，生意好時，一天賺上萬元都不是問題 。對上游的「養蜂人」來說，小蜜蜂是很好的工具人，一來年輕人涉事未深，少年一開始被警察抓到，會很直覺義氣地摔爆手機，避免名單外洩；二來年輕人的交友圈更容易找到消費者，尤其近年K他命、搖頭丸、毒咖啡包等各式常在派對上使用的二、三級毒品
，相當受到年輕族群歡迎，還可進一步利用少年將毒品滲入校園。

至於「車手」和「收簿手」，則是一種在讓台灣背上「詐騙之島」惡名的詐騙集團裡，快速賺錢的方式。在詐騙體系裡，少年通常不會是在機房內編撰騙局或是操作電信技術的高階，而是必須在提款機前露臉的車手，或是四處張羅收購人頭帳戶的收簿手。

新竹少年小旭曾擔任收簿手，他以一本3千到4千元收購同學的銀行存摺，再以1本1萬元的價錢賣給上游，自己賺取中間的差價。「那時候真的很好賺，一天賣個10本都有可能。」小旭也說，除了銀行存摺之外，甚至連電信號碼、護照等，都可以賣給集團上游。

男孩們身旁也有不少女孩，她們有的擔任傳播妹，有的染毒後為了供毒，也當起小蜜蜂賺錢。他們們多半唸到高中就休學，通訊和社交軟體上分享的是他們賺錢後吃喝玩樂的照片，同儕看見便好奇，走偏門、賺快錢的訊息，快速在圈子裡分享交流。
少年們加入公司或會所，有的是為了滿足物質慾望，但更多是來自破碎或風險家庭，他們為了生存而誤入歧途。(攝影/余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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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們加入公司或會所，有的是為了滿足物質慾望，但更多是來自破碎或風險家庭，他們為了自立打工甚至養家而誤入歧途。像小旭父親在他國二時過世，他認為自己應該承擔爸爸留下來的責任，因此出外討生活，有一段時間，他每天下午3點到凌晨1點從遊藝場下班，凌晨4點再到麵包工廠做到中午12點。為了賺更多錢，他加入幫派，當起收簿手，小旭說：「我覺得只要有錢，生存壓力就不會這麼大。」他現在在釣蝦場工作，經常喝酒的文化，已讓他酒精中毒，若一星期不喝酒，又聞到酒味，雙手會不停顫抖。

小旭深愛著的已逝父親，曾用米酒泡奶粉給5歲的他喝。在高風險的家庭長大，從沒有人教育或告訴他們，那條「風險界限」，究竟要劃在哪裡。

善牧蘆洲少年福利服務中心主任侯雯琪，陪伴過無數的「非行少年
」，她說，這群孩子可能來自沒有界限的家庭，他們會打遊民、虐待小狗，可能沒有人告訴他們生命的重要，他們會玩得很誇張。就像慶生時，玩過頭，把人家綁到湖裡，他們在挑戰刺激，卻不知道後果超出想像。

侯雯琪和志工們遇到這樣的少年，會先把底線告訴他們：你吃藥但不能用藥物誘奸女生、妳做高級伴遊但要避免不好的客人⋯⋯。侯雯琪必須放下主流社會的價值判斷，先同理少年的生存處境，再用他們願意的方式溝通，讓他們知道後果是什麼。

少年們的需求和單純，經常讓他們容易被誤導和剝削。


《少年事件處理法》第83之1條
規定，犯法的少年在執行處置完畢一定時間之後，紀錄必須塗銷，讓少年可以用白紙的狀態，面對社會。

擔任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官超過15年的蔡坤湖說，進入司法之後，法律上的態度其實對於少年並不會以「罪犯」來看待，而是秉持《兒童權利公約》的精神
，以心智未成熟人來處理。通常在面對觸法的非行少年時，蔡坤湖認為多數少年法官的態度，是給予少年機會，希望他可以改過自新。

但法律與社會的善意，卻讓「公司」和「會館 」灌輸少年一種說法：18歲以下犯罪成本不高。但實情並非如此。

「我們的個案中，有一位小蜜蜂在他17歲被抓，被十幾位買家給指認『咬出來』（供出來源）。若一條判1年，最少就要關上十幾年了。」利伯他茲基金會專員臧興國也是毒品犯罪過來人，他認為，少年們並不清楚法律上所需承擔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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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製造」或「販賣」三級以上的毒品，無論是否成年都會被判處至少7年以上有期徒刑。雖然法官對少年可能網開一面，轉為以「轉讓」或「持有」等較輕的罪名起訴
，但並不代表少年可以免除法律究責。

除了法律上的風險之外，若少年在審訊期間將上游咬出來，會被幫派視為「抓耙仔
」，那他還得面對黑道的追殺。「那位被買家咬出來的少年就是這樣，改天被黑道抓住處理掉，屍體漂在基隆河上，我也不會意外。」臧興國說。

但即便沒牢獄之災，一旦進入那環境，被貼上標籤，就如流沙般難以回身。

一旦被標籤成一個壞人、一個犯罪者
法官蔡坤湖說，他曾多次為犯案被列入保護管束的少年轉學，希望給少年一個重新開始的環境，但每回接手的學校只要看到孩子的案底，都會提心弔膽，甚至用各種軟釘子要學生離開。他說，很多學校對於「不聽話的少年」的態度很多都是負面的，甚至是採取隔離的方式，將少年從學校推出去給法院，他認為司法應該是最後的手段，行政應該先行，教育方面應該給予非行少年更多的關懷與輔導。

只是社會很現實，如同蔡坤湖所說：「如果你被標籤成一個壞人、一個犯罪者，那你就真的可能會變成這樣。」

「一般社工都是在幫忙可憐的小孩子，但是犯錯的小孩子沒有社工在幫忙。」蔡坤湖認為，現行學校的輔導老師比例仍然偏低，但「一個正在往下墜的少年，社會以四、五個人力來照顧，若能及時挽救，都是值得的。」

「那個時候如果老師拉住我，我就不會這樣了，」25歲的阿科，過去7年都待在少年監獄明陽中學
裡。他因為殺人罪，被判了15年。

阿科在國小時常被霸凌，國中開始翹課，甚至跟老師起衝突。最後老師為了「不讓他打擾到其他同學」，同意讓他以請長假的方式不來上課。三年國中時光，他在校時間總共只有半年。阿科加入幫派並販毒，他越做越大，到17歲時已經接觸到毒品販賣的上游，買賣以公斤為單位。在一次交易中他被黑吃黑，損失了幾十萬的毒品。一氣之下拿了手槍去談判，最後發生意外，開槍殺死人。

現在阿科已從明陽中學假釋，國中都沒認真讀書的他，在矯正機構裡，不去打球不看電視，一有時間就讀書，最後成功考上國立大學。但並不是所有的少年都有像是他一樣的毅力和決心，一點一滴的掙脫過往累積下來的束縛，翻轉自己的命運。

像是阿科這樣失足掉下懸崖的少年，爬起來所需的力氣，是一般人的好幾倍；他說，如果能重來，他希望和國中的老師之間，彼此能有多點耐心。

做為一個沒有選項的人，只要有任何人對游離的少年伸手，任何溫柔，可能都叫他們義無反顧 。

「之前我們的宮跟別人起衝突被警察抄，大哥想把宮廟關掉，但我說絕對不能關，因為那裡是我們的根！」基隆的江江對我們說，對宮廟的忠誠與兄弟間的義氣，是他在非主流社會的通行證，也是他們生存的邏輯。

年輕時混江湖，等年齡大一點，見周圍的人被關或通緝，其實會心生疲累；江江和小旭在訪問幾次後吐露，他們也曾想要「過個正常的生活」，但讓他們猶豫的是，真的有人願意給機會嗎？人生還真的能重新來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