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資負面影響輕　應繼續改善
香港的最低工資政策，是對基層勞工的重要保障，能確保員工不被僱主剝削。正如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所指出，良好的最低工資政策，可以保證所有人都有一份合理的工作，以及減輕社會不平等。然而，香港甫立法之初，就有不少人提出質疑，搬出不同的理論數據，認為最低工資會打擊經濟。然而，最低工資自2011年5月實施至今，已將近七年，調查數據顯示，最低工資並未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也未有造成嚴重通脹。可以說，最低工資政策得到了初步的成果。

三.  70元最低工資 應該如何實行？

最低工資推行之初引來不少業界的反對，例如代表飲食界的立法會議員張宇人，就曾在討論最低工資水平時，無情地建議每小時20元，惹起民憤，被調侃為「廿蚊張」。另外，也有經濟學者不斷公開批評政策，指政策「缺乏學理依據」、禍害香港經濟，例如雷鼎鳴便曾引用外國研究指斥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率上升，認為財團會裁減原本低薪的工人，引至20萬人失業，最終無助低下勞工階層改善生活，甚至會影響GDP。然而，現實當真如此嗎？

最低收入負面影響不明顯

不少先進國家已設最低工資，而數據都顯示最低工資有助收窄貧富差距，對經濟的影響不如反對者預期。在貧富懸殊的地區如美國（除稅與福利後堅尼系數為0.378），工資已被長期壓榨，調高最低工資對僱主並不會造成太大負擔。2015年，美國研究機構「全國就業法計劃」（Natoi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NELP）就歸納了64份有關美國最低工資的研究，說明提高最低工資與失業率在統計學上沒有明顯關係，例如部分州份提升最低工資後，企業並沒有明顯裁員，或是將生意轉移到鄰近最高工資水平較低的州份；此外，提高最低工資後，失業率也沒有緊隨上升，反映兩者並沒有因果關係。該機構呼籲社會不應視最低工資為負累，而應該改變思維——最低工資增加了低下階層的收入，令他們更有消費能力，變相對經濟有所裨益。

事實上，「最低工資」只是利用法令去推行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它與經濟發展並無衝突。自2011年5月以來，香港本地的數據也顯示，最低工資並沒有帶來雷鼎鳴所言的重大負面影響。最低工資委員會在2016年的報告分析了最低工資對經濟表現、失業率、物價等影響。在失業率方面，香港整體並未有明顯上升，即使在選定的低薪行業中，除了零售業從2011年起錄得0.9%的輕微升幅外，其餘行業的失業率更不升反跌。而且，員工被解僱或遣散的比率，自2010年後也有減少趨勢，顯示最低工資實施後，並沒有更多員工因此而被裁撤，打破了最低工資引致失業的迷思。

另外，最低工資對通脹的影響亦相當有限。2015年5月第二次調整最低工資至每小時32.5元後，一年間的平均基本消費物價通脹只為2.5%，屬合理水平。雖然部分消費如外出飲食、理髮、管理費等有較明顯的提升（4%以上），但相較最低工資所帶來的利益而言（見後文），並不算嚴重。

何況，大部分企業的營商環境主要都是受到宏觀經濟所影響，工資並非根本原因。本地零售業長期依賴內地旅客消費支撐，但自2014年內地旅客在港消費轉趨疲弱後，零售業表現便轉差。無論是否有最低工資，零售業都會受到宏觀經濟所波及，將經營困難推卸到最低工資上，只是推諉他者。零售業應該認真思考如何轉型，政府也應思考如何開發內地旅客以外的消費客群，這才是治本之道，社會不應把勞工視為當然的「犧牲品」，一旦經濟出現困難便任意和慣性地剝削他們。


現時最低工資時薪34.5元，於2017年5月1日生效。

最低工資能改善勞工生活

更重要的是，最低工資對低下階層勞工的幫助非常明顯，有助提高他們的收入。2011年的工資中位數為12,800元，至2016年已提升至16,200元，6年間升幅達37%，平均每年5.4% 。而工資第10個百分位（收入為最低90%的人）的升幅尤大，6年間升幅多達53%，平均每年7.3%。低收入的在職人士亦見減少，2011年第2季時，月入6,000元以下低收入人士（入息中位數11,000元約一半）共有568,100人（總勞動人口的15.7%），至2017年第3季時，月入9,000元以下（入息中位數為17,000元）的人口減至433,000人（12.3%）。由此可見，最低工資的確能幫助低下階層增加收入，令他們享受更合理的生活。

最低工資委員會指最低工資實行至今，低收入工種薪酬六年內升幅逾五成，扣除通張後升幅達22.8%，（羅卓敏攝）

除了實際工資上升外，最低工資對就業也有幫助。最低工資提高後，即使低技術和低學歷的主婦或較年長人士，也能得到相對合理的工資，故此他們會更願意投身工作。從2010年至2016年間，女性和50歲及以上勞動人口均有明顯增加，平均每年分別增長2.3%（2015至16年為1.5%）和5.4%，足以證明此點。

反對最低工資的人常指出，政策實施後，企業為節省成本，會減少員工工時。但根據統計處的數據，包括零售業、飲食業等低薪行業，從2010至2016年間，工時中位數並沒有明顯變動。另一方面，整體就業不足人口也從66,200人（11.9%）下降至43,700人（9.1%）。這顯示最低工資未有令僱主為了節省成本而刻意扣減工時，可見以上指控並無事實根據。觀乎這些數據，可知最低工資政策值得肯定。

不過，近年最低工資的檢討偏向保守，受惠的人愈來愈少，只能勉強追上通脹，未能真正做到分享經濟成果，減輕貧富差距的目的。在未來，政府應更大膽地提高最低工資到每小時70元，才能解民所憂。

張宇人反對檢討最低工資變為「一年一檢」。（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最低工資調整至70元　非天方夜譚
將最低工資提高至每小時70元，比現行的34.5元足足多出一倍，乍聽之下極為不合理；然而真正不合理的並非70元這個水平，而是社會接受現時工資偏低的現實。本周一（12日），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討論貧窮問題時，議員陸頌雄就提到現時最低工資的水平相當滯後，無法有效滅貧，可見最低工資力度不足。事實上，即使將最低工資提高至70元，也只是確保市民能負擔起在香港生活的基本使費；而保證每個市民能活得有尊嚴，是政府應該負起的責任，並不過分。更重要的是，「70元最低工資」不單有助滅貧，還可以推高香港整體薪酬水平，製造一場「薪酬革命」，壯大香港的中產勢力。
上一篇文章已解釋最低工資不是洪水猛獸，接下來要論證的是，最低工資時薪70元也不是天方夜譚。

不少基曾打工仔呻，最低工資追不上通脹升幅，令生活愈發艱難。（資料圖片）

改善勞工待遇不只為基層

部分傳統的經濟學者相信，只要經濟不斷發展，貧富懸殊便會改善。1950至60年代，經濟學者Simon Kuznets更提出了「倒U曲線」的假設，認為人均收入剛開始增加時，社會不公亦會隨之增加；但當人均收入越過一定分水嶺，社會不公便會減退。這種偏向自由主義的想法顯然與香港的現實經驗不符；即使再參照德國，其基本堅尼系數亦達0.5，與發展中地區無異，但在除稅及福利後，則回落至0.28的低水平。由此可見，只有透過政策規管，才能改變社會不公的情況。

現時香港有很多因素，令整體工資受壓逼。香港奉行低稅率政策，未有像外國一樣向富人課重稅，以進行財富再分配。最低工資可以迫使企業改善勞工待遇，某程度上補救嚴重的貧富不均問題。此外，香港大部分工會組織鬆散，又欠缺集體談判權，難以向資方爭取合理工資，故此香港也不可能像瑞士這類國家，由工會代表與資方議定薪金，近日九巴工會爭取加薪的運動，更見工會勢力的不足。而且，在資本主義主導的秩序中，工會本身就欠缺力量與資本家討價還價，故此政府更是責無旁貸，必須主動立法規管最低工資。

郭偉強指，認為最低工資水平應高於綜援金額及隨通脹作出調整，才有吸引力鼓勵市民重投社會工作。（資料圖片／羅君豪攝）
調高最低工資，並非單純只為了低下階層的勞工，亦是為了改善香港整體薪酬階梯。基層勞工工資提升，自然會帶動低、中層勞工工資上升，產生廣泛的漣漪效應，最終影響的並非只限於薪金比最低工資低的勞工。事實上，自從最低工資政策推行後，中階層勞工的收入亦有相應增加。2011年最低工資剛實施後，除了工資第10個百分位大幅增加17.7%，中位數以至第90個百分位的工資亦相對提高；此後，2013年和2015年調高最低工資時，亦有相同現象。由此可見，最低工資政策對整體勞工亦有利。

近年每月工資變化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第10個百分位        6,900 (17.7)        7,300 (4.5)        7,700 (6.0)        8,000 (4.1)        8,500 (6.3)        9,000 (5.9)
第25個百分位        9,000 (12.5)        9,500 (5.0)        10,000 (5.8)        10,500 (5.0)        11,000 (4.8)        11,600 (5.7)
中位數        12,800 (8.5)        13,400 (4.3)        14,100 (5.2)        14,800 (5.3)        15,500 (4.9)        16,200 (4.1)
第75個百分位        20,000 (11.1)        20,900 (4.7)        22,000 (5.3)        23,000 (4.1)        24,400 (6.3)        25,400 (3.9)
第90個百分位        34,400 (14.5)        35,800 (4.2)        36,200 (1.2)        37,600 (3.9)        39,400 (4.8)        40,900 (3.7)
單位：元（按年增減率）

資料來源︰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政府統計處

最低工資70元合情合理

最低工資委員會釐訂最低工資水平時，會參考包括整體經濟、勞工市場、社會共融，以及競爭力等四大方面所組成的「一系列指標」。然而，「一系列指標」包括的項目眾多，卻沒有清楚標準，故此有智庫及勞工團體建議，參考國際通用標準，以全港工資中位數的比例（例如中位數的60%）作衡量。不過，兩種辦法各有流弊。現時從「一系列指標」得出的最低工資過於保守，能夠直接受惠的勞工日益減少。2011年首推最低工資時（每小時28元），直接受惠的勞工多達27萬，但此後三次上調最低工資，惠及的勞工銳減，尤其是去年5月將最低工資上調至34.5元時，竟只有9萬人，佔整體勞工的3%。


受政策影響的人數少，並非表示香港勞工的生活水平已然不錯，毋須依靠最低工資保障。 現實上，有不少低下階層仍然無法獲得有尊嚴的生活。香港的生活成本不菲，根據2014至15年的調查，公屋住戶的每戶開支中位數達11,700元，同時段的公屋住戶入息中位數，則不過每月14,000至14,500元，只能勉強支付這筆開支。經歷過四年的通脹（約6%），這筆生活開支想必更大。假設將最低工資上調至每小時70元，每月的基本收入大約為11,000至15,000元（假設每周工時介乎36.5至50小時），其實只算是保障勞工家庭的基本生活條件，並不過分。

清潔工羅智偉形容，最低工資加兩蚊，根本追不上通脹。（王丹麟攝）
另一方面，國際上不少設有最低工資的地方會以工資中位數作為參考數據，當中水平較低的地區，如美國，最低工資只是工資中位數的35%（個別州份可能與聯邦標準不一）；而較高者，如法國，則高達60%。現時香港的工資中位數為每小時65.4元，調高至70元，最低工資將是中位數的107%，無疑遠比現有任何例子都要高。

然而，香港的經濟民生與外國不盡相同，引用工資中位數作參數時不宜過於刻板。香港貧富懸殊情況嚴重，2016年的堅尼系數為0.539，堪比非洲的發展中國家；即使計算稅收及政府福利後，仍達0.473，遠比其他先進地區都要高（0.25至0.35之間）。最低工資政策有必要更大膽，才能有效收窄貧富差距。更何況，70元的最低工資亦只是保障每個家庭的收入能追上香港的基本生活開支而已。

當然，馬上將最低工資提高至70元，會產生很大的經濟與社會問題，不應妄想一蹴而就。但政府必須有更大決心提高最低工資保障，才能造就公平合理的就業環境，拉近貧窮差距。按理，「每小時70元」本身也不是一個固定指標，只是現階段的一個合理目標而已。

70元最低工資　應該如何實行？

提倡每小時70元的最低工資，並非要「一步登天」，而是要有規劃地將最低工資調節至合理水平。現時檢討最低工資的機制過於保守，而且檢討期固定於兩年，過於緩慢。雖然時薪70元只算是對於勞工家庭的基本保障，但我們還是應該仔細考慮如何分階段達成目標，並且安排合理的途徑，助中小企業順利過渡。

分階段、層級推進70元最低工資

現時最低工資為每小時34.5元，提高至70元，足足一倍有多，自然難以驟然執行。美國西雅圖近年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其做法是分階段推行，值得參考。美國跟香港同樣有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計算稅收與福利後的堅尼系數仍有0.378，而且其最低工資政策亦有不少問題。現時美國聯邦的最低工資定於每小時7.25美元（約港幣57元），自2009年以來便未有更新；不少經濟環境較好的州份鑑於水平實在太低，都會另訂一個較高的最低工資標準。西雅圖的最低工資自2010年後每年一直有些微增長，而為了更有效滅貧，市政府決定於2015年後，分階段地將最低工資由9.47美元增至15美元，增幅高達58.4%。

西雅圖最低工資變化

大企業（僱員人數500以上）        小企業（僱員人數500或以下）
不包含醫保        包含醫保        不包含醫保 / 小費        包含醫保 / 小費
2010        8.55
2011        8.67
2012        9.04
2013        9.19
2014        9.32
2015        9.47
2015年4月1日，西雅圖不再跟隨華盛頓州最低工資
2015        11.00        11.00        11.00        10.00
2016        13.00        12.50        12.00        10.50
2017        15.00        13.50        13.00        11.00
2018        *        15.00        14.00        11.50
2019        *        *        15.00        12.00
2020        *        *        *        13.50
2021        *        *        *        15.00
單位：每小時/美元

* 之後可按情況增加


去年洛杉磯市長加爾塞特（Eric Garcetti）簽署條例，將最低工資於2020年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當地議員及勞工代表當日舉辦慶祝活動。

西雅圖從2015年起，因應企業類型，分三至七年時間，漸漸提高最低工資至目標的15美元。西雅圖的做法考慮到不同企業的處境，按企業規模，以及是否包含醫療保險作分類：大型且不包含醫保的企業承擔能力最高，故此要求最嚴；相對而言，包含醫療保險（或將小費發予員工）的小企業承擔能力最低，故此獲得最大寬限。

美國聯邦政府法定最低工資為時薪7.25美元，多年來均未調整，但每個州和地方可以自行定出自己的水平。圖為工人上街爭取上調最低工資。(Getty Images)
平情而論，要達至70元的目標，即使分期進行，加幅也遠比以往為高，故此很可能不像過去三次一般，只造成很少的影響。然而，假如我們都同意那才是合理的薪酬水平，政府便應該下定決心，向此方向前進。當然，最低工資政策不可能單獨推行，必然要與其他措施配合，才能盡量減低其負面影響。

欠缺工作經驗的青年，很可能較難找到工作，因此，在不少最低工資水平較高的歐洲國家，都會將最低工資分成兩類：一）適用於一般人的工資額；以及二）只適用於青年的較低水平工資額。如果要推行70元最低工資，可以參考此方法，例如為25歲以下員工，訂定一個較低水平的最低工資（如50元），以提高他們的就業可能。

就企業而言，非勞力密集類型的行業，其工資佔成本比例較低，受最低工資影響較微；但勞力密集行業所受影響必然較大，尤其當中不少都是低薪行業，一旦大幅提高最低工資，這類行業定必首當其衝，小型者甚至可能轉盈為虧，處理不當或會引起倒閉潮。


對於這些企業，政府可以為它們提供特別的適應安排。參考過去經驗，低薪行業內的中小企無疑因最低工資政策而承受了一定衝擊，市場佔有率有所下降，例如最嚴重的速遞和安老院舍服務業，中小企在2014年的市場佔有率比2010年時分別下降了14.8%和13.5%。故此，政府可在加薪過程中為這類中小企提供配套的稅務寬免，幫助它們過渡，又或者將選定低薪行業與其他行業分開處理，安排較溫和的加薪時間表。
分階段推行70元最低工資的推想

其他行業        選定低薪行業（大型）        選定低薪行業（小型）
2011        28
2013        30（7.1%）
2015        32.5（8.3%）
2017        34.5（6.2%）
分階段推行70元最低工資的推想
2019        40（15.9%）        38.5（11.6%）        37.5（8.7%）
2020        46（15.0%）        42.5（10.4%）        40.5（8.0%）
2021        53（15.2%）        47（10.6%）        43.5（7.4%）
2022        61（15.1%）        52（10.6%）        47（8.0%）
2023        70（14.8%）        57（9.6%）        50.5（7.4%）
2024        *        63（10.5%）        54（6.9%）
2025        *        70（10.0%）        58（7.4%）
2026        *        *        62（6.9%）
2027        *        *        66（6.5%）
2028        *        *        70（6.1%）
單位：每小時/港幣 （平均每年增幅百分比）

* 之後可按情況增加

大規模的改變與轉型

大幅增加工資，無可避免地會大增工資成本，將會對整個經濟模式造成深遠的影響。推行70元最低工資，必須同時就經濟轉型作規劃，達至「勞工保障」與「經濟發展」雙贏。

要討論工資成本增加的影響，最突出的是勞力密集工種須面臨改變。經濟愈發達的地區，勞工密集的工作應該愈少，這是因為隨着社會與科技進步，產業轉型是自然趨勢。不少人質疑，大幅提高最低工資可能會破壞現有的產業結構，但從產業發展的角度而言，轉型並不一定是壞事。

害怕增加勞動力成本，究其本質，其實是對轉型的恐懼。經濟發展千變萬化，本不應存在「一本通書讀到老」的情況，但香港卻以長期剝削低下階層的方式，不公義地抗拒產業轉型和升級。不少低技術工作，如餐廳的侍應、收銀員、洗衣店員等，都可以由自動化機械所取代。事實上，自動點餐與結帳，又或是無人洗衣店等，在歐美、日本等先進地區已很普及，但香港在這方面卻裹足不前，其中一個原因便是勞工薪酬太低，令企業欠缺改革意欲。香港的勞動成本偏低，代價卻是低下階層長期只能獲得勉強可供餬口的工資，這根本並非一個先進社會應有的態度。本文不斷強調，政府在調高工資的過程中，還須有其他措施配合，就此，政府一直強調要發展智慧城市，正好應撥款資助研究，或資助中小企購入自動化設備，幫助企業升級，減低對非技術勞工的依賴。


自動化送餐帶分成兩層，食物送抵後玻璃門會自動打開，客人可伸手拿取食物。

另外一方面，低技術工作的消失，意味着這些行業的人手需求將減低，將令原本從事這些行業的人失去工作。驟聽起來，這對低技利勞工來說是噩夢，然而，難道沒有提高最高工資，自動化就永遠不會發生嗎？從成本的角度考慮，科技的成本只會不斷下降，而工資則會跟隨物價上升，一旦科技的成本明顯比工資低，僱主自然會轉用自動化的無人科技，因此，調高工資並沒有製造新的問題。既然自動化不可避免，政府更應該未雨綢繆，盤算如何輔助這些低技術勞工轉型才是正途。

2017年第3季的職位空缺有71,149個，比2016年同期增長2.6%，其中專業人員與輔助專業人員的增長更為可觀，分別達34.7%與11%。從此可見，香港並不是無工作可做，反而是「有工無人做」。提高最低工資，將會刺激生活消費，可以預期會有更多不同的職位出現，故只要經濟能順利轉型，低技術工作的消失並不是世界末日。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到教育上，延長免費教育至大專程度，大量增加大專學額，確保有志學童皆能接受大專教育，並多開辦不同類型的技術學校，提供傳統學校以外的出路。

回首香港經驗，輕工業在戰後至1970年代間為香港的經濟支柱，這些工業都以勞力密集為主。到了1980年代，內地改革開放，工資遠比香港低，結果使大量輕工業遷往內地；但從結果而言，香港經濟並沒有因此而崩塌，終於成功轉型成為金融都市。推動最低工資70元，正正是要興起另一波改革的浪潮。


首任特首董建華20年前已提出要推動經濟轉型，發展創新科技行業；惟之後面臨各種政治壓力而無力前進。

最低工資曾經被認為是毒藥，受到不少經濟自由主義支持者及商家抗拒。但無論是歐美等先進地區，抑或是香港的數據，都說明了最低工資並不如想像般邪惡。最低工資只要定得合理，可以減輕貧富懸殊，使香港成為更公平的社會。從香港現時高昂的生活費用看，70元的倡議是一個現實而且合理的水平，並不能算是過分或貪心。只要有計劃地推行，每小時70元最低工資並非遙不可及的幻想，相反，那可能是是推動經濟轉型的新助力。